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是刹那间幸福的刺痛。道出这种感受的人,阅历与信念各不相同——从脸膛红润的共青团员,到功成名就的异见人士,从执着的乐天派,到清高的厌世者。帕斯捷尔纳克的人生,尤其在二十世纪俄罗斯诗歌的映衬下,仿佛凯旋一般,这并非因为他死于天年,而后重新成为苏联作协会员——1989年的那场表决,正如三十一年前他被扫地出门,同样是一致的赞成。问题不在于正义的完胜。俄罗斯文学不习惯追认一个人身后的名誉。像自己的作品一样,帕斯捷尔纳克的生平也是和谐的奇迹,他置身其外,并为之骄傲。对天命的顺服与高于自我意识的创作意识,正是帕斯捷尔纳克世界观的基础:“你攥住我,/像攥住一件制品,/你收存时,像把戒指放回匣子。”一件成功的制品。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妨碍那造物主。
任何人的一生,假如不是病得无可救药或者生来背负着枷锁,都不妨称之为幸福的人生；问题取决于关注的视角。梦幻般的机遇和炫目的成功曾经不止一次降临于阿赫玛托娃,但自始至终的悲剧情结更符合她的气质:每每遭遇新的挫折,她便念念有词:“是我命该如此。”相形之下,帕斯捷尔纳克的一生似乎毫不缺乏悲剧色彩:同父母的离散、妻子的疾病与继子的夭亡、情人的被捕、日复一日苦役般的劳作、严酷的迫害。然而,他却有另一种情怀:他全身心向往着幸福,向往着节日,他的生命之花绽放在众人的爱戴中,对于不幸,则报之以平静的忍耐。正因如此,个人经历中那些伤感的纠葛,无论在1917、1930还是1947年,他一律视若在所难免的“意外事件”,而勃洛克也曾经声称要将它们消除殆尽。然而,如果说这种心绪对勃洛克实属罕见——在他一贯的忧郁情怀中,不过是偶然现象而已,那么帕斯捷尔纳克则为幸福而沉醉,并且与之融为一体:
落在床前的一缕微光,
为我带来甜美的感知:
我和我的命运,
皆为你无价的恩赐!
别忘了这是病中的诗行,当大面积的心肌梗塞发作之后,构思于“恶心及呕吐的间隙”,地点是鲍特金医院的走廊——病房里找不到空位。在他最后一次患病期间为他治病的大夫们,仍然记得七十岁的帕斯捷尔纳克“健美的肌肉组织”和“富有弹性的皮肤”,不必说四十四岁的帕斯捷尔纳克,如何满怀诗意的激情,用双手托起肥胖的格鲁吉亚客人；也不必说五十岁的他,如何饶有兴致地在田园耕锄:
我甩掉衣衫,
在地里干活。
热浪冲刷我的脊背,
如同灼烤着陶土。
哪儿酷热难耐,阳光刺目,
我就站在哪儿,
从头到脚
裹上烧陶的釉彩。
如果说他在五十岁甚至六十岁的年纪依然显得像是一个青年,关于二十七岁的帕斯捷尔纳克以及少年帕斯捷尔纳克,我们又能说些什么:
青春随幸福漂流,有如
童年的微鼾中
一只睡瘪的枕套。
他预先做好了迎接幸福的准备,命运果真报之以慷慨的馈赠:在自己的时代的一连串噩梦中,他安然无损,既没有被帝国战争吞噬,也没有在国内战争中受伤,虽然也曾冒着生命危险扑灭过莫斯科屋顶上的燃烧弹,甚至加入作家的编队去往前线。他躲过了四次镇压的浪潮——分别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中期和后期以及四十年代末。他一直在写作和出版作品,而当那些独一无二的诗篇得不到发表时,就以翻译来养活自己和家人,他在翻译方面的禀赋同样是与生俱来(他留下了俄罗斯最好的《浮士德》和不可超越的《奥赛罗》——这些成就,足以带给人终生的荣耀,可对他不过是主业之外的雕虫小技)。他平生持久而幸福地爱过三次,对方也一样爱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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