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彼得·希格斯
▲20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索尔·珀尔马特
例如,201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彼得·希格斯眼观时下科学界的论文崇拜现象,曾自嘲说,如今他已谋不到一个学术职位了,理由很简单:一方面,当招聘方要求他提供最近发表的论文清单时,他会如实回答——这个真没有；另一方面,招聘方评估他已没有足够的论文生产力了。他感叹:“很难想象,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中,我如何才能保持足够的安宁做出我在1964年那样的工作。”也就是说,在今天的科研环境中,他将不可能完成他的诺奖成果。
希格斯虽然说的是自己,但明眼人一眼就可看出,他在对现实表达出一种刻舟求剑般的不满和无可奈何的心理:今天的科研人员固然可以一个个成为论文高手,但要做出像他那样的诺奖成果是很难了。
前不久,20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索尔·珀尔马特在一次世界学术峰会上表达出类似的悲观看法:在今天的研究资助环境下,他不可能做出他的诺奖发现。这次,他悲观的不是论文崇拜现象,而是研究资助环境。他感叹,目前的资助气候意味着研究人员“非常擅于不浪费任何钱,同时也非常不善于做出任何发现”。
珀尔马特的感叹或许可归结为一个定律:花钱高手不可能做出重大科学突破。笔者推测,这一定律可能基于这一实践经验:任何科学上的突破都无法预见(198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胡贝尔语)。而毋庸置疑,花钱高手必然是计划高手、预见高手。
珀尔马特说,现代语境中这样的问题司空见惯:“你计划研究什么?你将在什么时候完成它?你将在哪一天做出你的发现?”顺便插一句,我们的科研基金申请书中不都要回答这些问题吗?不旗帜鲜明地回答清楚,我们拿得到基金吗?
能够精确地回答这些问题,意味着今天的科研人员要么都是神,至少是半仙,要么早已突破“任何科学上的突破都无法预见”这个魔咒。对他们来说,科学研究完全没有意外,一切尽在丝毫不差的掌控之中。
而珀尔马特回想自己花了10年时间做出使他得诺奖的发现,那纯粹是个意外。他说,这个项目通常由实验室的审查委员会管理,该委员会认为它“不符合该机构的使命”,幸好实验室的一个部门主任保证了该项目的资金。“最后,当我们开始看到令人惊讶的结果时,该委员会说:‘这正是我们应该资助的。’”
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的资助环境中还会有吗?珀尔马特认为不可能有,因为“在一个你要管理好每一分钱并确保你不浪费任何钱的世界里,这将是非常困难的。”他说,人们忘记了你正在寻找的是巨大的惊喜和变革,这样的惊喜和变革使我们能够做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是可能的事情。
想产出诺奖成果应该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资助环境呢?在珀尔马特看来,我们能够做的唯一看起来可行的事情是,创造一个环境,其中人们充满思想,充满希望,且正在努力尝试许多想法。珀尔马特认为这种做法甚至可以被视为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家们只期望他们投资的一小部分是成功的。“你正在寻找那些罕见的、特别的投资,为此你必须广撒资源。”他说。
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为之担忧的论文崇拜现象和科研资助环境,在我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随着国人论文水平的提高,论文崇拜并未消退,反而在升级,一种典型表现是:国人只要在《自然》等所谓的顶尖刊物发表论文,不管其价值究竟何在,甚至不管其结果是否经得起质疑和检验,动辄被赞为“诺奖级”(国人发明的说法)成果,相关机构立马给官、给“帽子”、给钱。至于科研资助,“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当年的经费必须当年花完,否则收回,管理如此“过细过死”,世上可能绝无仅有。幸好,最近已有松绑迹象。可以说,今天的科研环境,更适合成就论文高手和花钱高手。如果两位诺奖得主的观点是真,那么意味着今天的科学界尽管高手如云,但已不可能产生诺奖成果了。
在笔者看来,其实不用这么悲观,因为诺贝尔奖肯定年年照发不误。它发给谁?除非发给外星人,否则,今天的科研人员照样可以得诺奖,而只要得到诺奖,就是不折不扣的诺奖成果。只是,两位诺奖得主的忧虑是否意味着,诺奖成果将一年不如一年或一年比一年水,就像“任何科学上的突破都无法预见”一样,的确不好说了。
(本文作者为湖南大学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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