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8年在“文革”后全国第一次鲁迅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有幸得识林非、范伯群等学者的。听说那次我被安排成为数不多的大会发言者,也有赖于林非先生对发言稿的赏识——不知道是否准确,我不想更无法求证。1979年,党中央决定为蒙冤多年的冯雪峰同志平反,我闻讯高兴之余,匆匆草成《鲁迅日记中的冯雪峰》寄给林非先生,他当即推荐给创刊伊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就发表在该刊1980年第2期。从此,与林非先生书来信往的事情就多一些了。林非先生的新书出版,有时也赐寄我一本。舍间收藏的林非先生赠书,共有四本:《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11月版)、《鲁迅小说论稿》(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版)、《论故事新编的思想艺术及历史意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读书心态录》(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年9月版)。
但真正与林非先生近距离接触,却只有两次。
大约在1980年暑假,为了编纂叶圣陶、王统照、臧克家三位作家的研究资料,冯光廉先生再次带我去北京,一是去图书馆续查报刊资料,二是访问知情人和向有关专家求教。那时还没有事先电话预约的习惯,因为没有那种条件。当我们来到干面胡同林非家中时,这里已经是高朋满座,幸好大都是冯先生的熟人。林非先生的夫人赵凤翔(笔名肖凤,研究现代女性作家的专家)亲自下厨,桌子上堆满了饭菜。林非先生非常热情地招呼大家吃饭,边吃边聊,兴致极高。我一句话也插不上,但免费听了一大堂课,收获真的不少。
2000年夏,由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局主持、“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承办的“鲁迅全集修订座谈会”在北京西山中宣部干部培训中心召开,到会五十余人,会议结束时选定了十四人具体担任2005年版《鲁迅全集》各卷的修订人,我被安排修订第四卷。
接到任务后,我立马推辞了一切可以推辞的工作,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修订事业。也许是这一卷问题相对较少,修订难度较小,2002年底就交卷了。2003年4月,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往北京定稿的通知,才知道我修订的第四卷和天津师大王国绶先生修订的第三卷是一组,一起定稿,而定稿组负责人就是林非先生。
在我的印象中,人民文学出版社真的是节俭办社的模范。在像我这种觉悟不高的俗人看来,甚至有点“抠门”。他们的办公条件极差,诸位在国内外都大名鼎鼎的编辑先生使用的都是看不出原来颜色的桌椅。通往办公室的走廊两侧,好像都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报杂志,或齐胸,或等腰,走来走去时,颇似当下不少城区街道被各种汽车塞满的感觉。请作者来社修订稿件寄宿的客房,也简陋得实在可以,那被褥,好像从来就没有拆洗过,只要你不动,被窝筒可以一直坚持着筒状,数日都不塌架、不变形。第一天中午的午餐,算是“开工饭”。除去林非先生和我们定稿组里外地的三人,陪同的只有副社级以上领导两人,没有酒,好像点了六个菜——平均每人一个。经办其事的办事人员点好菜就客客气气告辞了,说自己还有事情,请各位慢用云云。其他编辑都在各自办公室吃“工作餐”。我们三个外地人,为了节约开支,只开了两间住房。我因为最老,单独住一间,另两位先生合住一间。
林非先生住得远,中午不能回家,社方就安排与我同住一间房午休。我是又高兴又担心。高兴不必说,担心的是我的毛病多,睡觉不安稳,害怕影响林非先生休息。中午连吃饭一共两个小时,饭后也就是打个小盹儿,并不敢真的熟睡。我合上眼又睁开眼,看看对床的林非先生,他好像也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们就索性起来,腿对着腿,坐在床沿聊天。房间很窄,真的是促膝而谈。他说自己虽然年纪大了,但很注意养生,身体还可以。养生有两个诀窍,一是尽量不在家中炒菜,油烟害人太厉害,尤其是在厨房操作的女同志。不想做饭,就出去转转,哪里合适、干净,坐下便吃,连碗筷都不用洗。如果必须做饭,宁可蒸菜也不要炒,微波炉倒是可以相信的。二是出门就搭的士,绝对不去挤公交车。因为,即使一分钱不花,豪宅,今生今世反正是买不起的喽,对不?挤公交车万一摔倒骨折,自己受罪事小,家人和朋友们跟着一起折腾,多么恐怖,知道在北京看病有多难吗?快到“上班”时间了,我冒昧地问了一句:学会,现在是什么情况?学会,即中国鲁迅研究会,林非先生曾担任该会会长多年,我也曾忝列为理事。林非先生愣了一会儿,双眼圆睁:学会?然后双手附耳,垂头长叹:死——了!
那时,我正和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等联手编印《鲁迅研究年鉴》,从2002年出起。每出一本,我都寄给林非先生。年鉴出到2007年,“资金链”断裂,无奈停刊。后又勉强出版一期,到2010年,也终于无疾而终。如果林非先生问起《年鉴》来,我可怎么回答呢?
(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青岛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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