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洛》:
一次冗长的身份验证
2017年01月03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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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锅
  《塔洛》是精英文化对底层的想象性叙事文本。
  《塔洛》是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第5部电影,改编自他的同名小说《塔洛》。一个位于大陆腹地的藏族牧民,和人类社会发生的关系如同青藏高原的氧气一样稀薄。他无父无母、没有家庭、记不清自己的年龄,每日的生活便是在野外牧羊,日夜不停。每当他被人称呼“塔洛”的时候他就想要发笑,因为这个名字太正式,他所打交道的几个人都称呼他“小辫子”,因为他留着一根小辫子。即便如此,社会变化也在他身上刻下印痕,他能用汉语熟练背诵毛泽东的《张思德》,“轻于鸿毛、重于泰山”几乎成了他的信仰。现在,被那个时代定型的人,有了一个和当下世界发生交集的机会。因为办理身份证,他到县城的照相馆去照相,因为头发脏,又被照相的人赶去对面的理发馆洗头。在这里他自以为遇到了一场爱情。为了这场爱情,他的生活发生改变,他在野外感到了原始的思念,他开始学习女孩想要听的拉伊(情歌),他偷偷卖掉了所有的羊拿到了十六万,他想要和十六万以及姑娘一起去他在照相馆布景里见识到的外面的世界(拉萨、北京、美国纽约城)。当然,他和世界的这个交集或者叫“交道”、要么叫“交易”以失败告终。十六万和姑娘不翼而飞,他也无法再回归自己以往的生活,身份证没有拿到,“小辫子”也被“阉割”,一次自我身份的验证彻底沦入虚无。
  我用冗长的语言描述这个电影,就如同电影用冗长的语言来描述塔洛这个人物。我在描述的过程中,清晰地感受到了和阅读当代严肃小说完全相同的感受。人物被精心刻画,他所有的行动都已经预先被指向了一个作者设计好的意义指向。“身份证”“小辫子”“烈酒”“鞭炮”“藏语rap”等,是过分明亮地走向这个意义指向的路标。导演同时是一个被严肃小说界所认可的作家,他所拍的电影,也带有浓厚的中国当代严肃小说严肃而呆板的趣味。
  《塔洛》的电影语言是高度教科书化的,很多镜头都可以直接用于教学。场面调度方面,使用固定拍摄的长镜头,镜头内部有复杂的场面调度;构图方面,对“县城”和“野外”有着完全对立的设计。“县城”使用长焦镜头,使得空间逼仄拥挤,而塔洛总是处于画面的极侧面、极下方,一个不舒服、非常规的位置。当塔洛和理发女杨措独处的时候,场景中常设置镜子,比如两人分别位于两个不同的镜框中,又分别位于画面左右两侧,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塔洛和杨措关系的虚幻和不真实性。而在野外则常用大远景,塔洛总是自由自在地位于画面的焦点上,舒适自然。“野外”和“县城”在审美上的对立体现了一个相对自然的空间和一个被外来世界所侵染、变得分裂而模糊的空间的对立;色彩上,使用黑白摄影,滤去了西藏五彩缤纷的强烈色彩,用以凸显塔洛这个人物以及表现他内心“鸿毛”和“泰山”二元对立的非黑即白的价值观;声音方面则有一种过度的写实,在“县城”的空间里放入大量收集好的声音素材,偶尔加强某种声音来烘托环境、氛围和人物心理。当塔洛第二次和杨措相会,急切地想要将认真学好的拉伊唱给她听,而杨措却只想听恶俗聒噪的藏族rap,反复地拒绝他的恳求的时候,他默默地在心里把拉伊唱出来——非常含蓄,不仔细听的话,不能从一片噪音中将那因为环境苦寒而格外强烈甚至颤抖的藏族情歌分辨出来。
  当然,教科书里的陈述往往是精确而缺乏趣味的,一部能被明确解析的电影总是让人怅然若失。导演自陈,影片的结尾——身份验证和爱情体验都归于失败的塔洛,最终用自戕的方式来寻找解脱痛苦的出口——想了许久才确定,在拍摄大部队快要撤光的时候才顺利拍出了结尾。我想说的是,这是一部中规中矩、很严肃的艺术电影,具备一般艺术电影所具有的所有特点。虽然称得上出色,但这部电影却缺少了一股自然的生气和天分,以至于让它像一个五官、皮肤、身材处处无可挑剔却毫不动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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