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西德
小时候,我就对充满乡土民情和时代特色的年画钟爱不已,过年时最大的心愿就是买上几幅年画,布置在堂屋的墙壁上。“穿新衣戴新帽,贴上年画新年到”,这些儿歌般的童谣,给那美好的童年带来了无限的乐趣。如今,那些具有时代特色的年画在不知不觉中淡出了生活,但记忆不会远离。近20年来,我倾心收藏了一部分具有时代特色的年画,它们是那个年代的物证,也勾起往昔的回忆。
1949年11月,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发表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新年画运动正式拉开,各路名家各展独技,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所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了不少经典年画,一些名家也被人们所熟知,如焦焕之、樊南、陈希仲、吴少云、杨馥如、刘旦宅、何逸梅、金梅生、李长白、黄之希、李慕白、金志远、谢幕连、沈涛等。如李长白的《收获》,“谷子壮,谷子黄,千颗万颗闪金光,欢庆丰收把活干,哪管汗水湿衣裳”,表现了农民在丰收中的劳动热情和欢乐愉快的情绪。杨馥如创作的年画《新年好》,画的是少年儿童在少年文化宫举行新年大联欢,儿童们围着“寿星、麻姑”唱歌跳舞；杨馥如的另一幅《幸福长寿》,用夸张的手法描绘幼儿围着一只大寿桃,个个笑口大开,富有装饰趣味,象征人民对于幸福和长寿的愿望。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除了这些名家作品,还有领袖像,也是人们新年的首选年画之一,如毛主席像、朱德像等。这些领袖像大都为对开,但彩色的并不多见。如今这些年画也是难得一见,能完好无损保存下来的寥寥无几。
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岁月里,年画则具有越来越浓厚的政治色彩,每到新年来临,新华书店年画满堂,人头攒动,购买年画的人络绎不绝。我曾为了完成爸爸交给购买年画的“光荣”任务,而排了几个小时的队,买了一幅“四个伟大”的毛主席像。为了能买到那张单联孝创作的《做人要做这样的人》,自己的棉帽子都挤没了。
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每到新年,我就和小伙伴挨家挨户地去邻居家欣赏各家的年画,如刘春华主笔创作的《毛主席去安源》,赵宏本、钱笑呆创作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都是当时风靡一时的经典年画。还有让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替军属张爷爷扫雪》《董存瑞炸碉堡》。
我们弟兄三个都是军人出身,每到新春佳节,有关部门都会送慰问品。在我的收藏中,有多幅年画是母亲特意保存下来的,当时,哥哥在四川当兵,新年时公社就给我家送慰问品,除了猪肉、军属光荣牌等,年画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年画如今已成了我的珍藏,也成了历史的物证。
这些年画,浓缩了新中国60多年来日月更新和沧桑巨变,看到自己收藏的这些年画,我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好像一下子回到了那个年代,那一段段历史让我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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