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民国学人就像是一座座难以逾越的精神丰碑:他们淡泊名利、执着坚守；他们曾在专业学术、科学研究、经济建设、医学实践、文学创作等领域成绩斐然,为国家发展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即便是在生命最后的夕阳时期,他们依然表现出对学术研究一如既往的“贪婪”与执着；他们身上始终看不到浮华、庸俗、势利等当代人最为常见的“时代病”；他们的专业五花八门,但往往又呈现出一个共性,那就是无论在什么岗位,无论在哪里,他们首先是一位兢兢业业的知识人。
作为一部记录了33位诞生、成长并求学于民国的名家、大师的书籍,《民国风度2》一书理所当然地将鲁迅、胡适、梁漱溟、杨绛这样响当当的知名学者“收入囊中”,同时还对主流舆论鲜有涉及但在行业内却贡献极大的名人着墨甚多,如侯仁之、罗哲文、梁思礼、胡佩兰等。当然,民国大师云集,仅凭薄薄一本书显然无以包容。
如果我们把目光进一步拉回近百年前的民国时代,可以发现更多令人惊叹的现象。民国时代外患内乱、国弱民穷,但就是这样,反倒孕育了大批大师级人物。大师的出现当然不是历史的偶然,毕竟大师需要教育的熏陶、学术的历练,这其中曾给全球教育界以强烈震撼的西南联大尤其值得一提。且不说当年联大师生绝大多数由北京、天津等地靠两条腿一步步丈量而来,当时所谓的校舍,实际只是几排低矮的瓦屋。除此以外,他们还得时时提防头顶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这一切非但没有难倒师生,反倒激励他们加倍努力教学、学习。据不完全统计,西南联大师生担任“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9年)27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至今)154人、工程院院士12人,其中有杨振宁、李政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物理学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近年来,当我们越来越为民国大师的铮铮风骨倍感震撼时,猛然发现,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正一个个逐渐走到人生的尽头。遥望大师们渐次远逝的背影,一个问题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民国为什么就能成为大师的摇篮呢?
有道是,乱世出英雄,但没有人会说乱世出大师。英雄或许离不开大事件、大时代的千淘万洗与淬火重生,而一位大师的出现,首先必离不开他所受过的教育。“五四”运动后,中国教育事业面临革故鼎新的历史抉择,好在教育先驱们无一例外专注于两大方面:建设一流学校,不拘一格选拔任用人才。
与今天一些高校贪大求全、乐于大建特建截然不同,当年的高校创立者包括后来的继任者大都极目高远。当年燕京大学和协和大学在亚洲堪称一流大学,这两所大学的不同之处在于,燕京大学采用美国教会学校模式,同时结合了中国特色；协和医学院则从美国请来大批知名专家学者教学和开展学术交流。西南联大当年的教授中,相当一部分具有留学背景,许多人在国内绝对顶尖,在国际上也有较高知名度。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更是掷下金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一流大学,必取决于一流视野。
招贤揽才方面更是不胜枚举。只有初中学历的梁漱溟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先后在中国公学、青岛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大任教……
民国时代战事频仍,社会秩序混乱,但教育者大都毫不含糊。特别是当年教授群体身上的那些学术风气、士人风范以及淡泊名利、视金钱如粪土、视困难为磨刀石的风骨,在潜移默化中传递到当年的那些学生身上。所以,学子们才能不惧历史风云变幻,笑对艰难乃至痛苦,才能克服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视潜心学术或专业造诣为人生的极致乐趣。
“怀古”当然是为了“望今”。民国大师们无论在人生和事业的舞台上有过多么精彩的演出,终将阔别人生的舞台。循着他们远逝的背影,除了缅怀,我们或许当有更多思考,比如求解“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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