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淑君
红星街东半部,史称“城隍庙街”,位于古城东北隅,东起东城墙,西至东口北街与流水沟街相接路口,与前王园街相连接。旧时街东部文庙前的一段曾称“文庙街”,后统称“城隍庙街”。
因旧有城隍庙而得名
城隍庙街以街上旧有府城隍庙而得名。
传说守护城池的神称为城隍,是神鬼世界中的一城之主。道教把城隍当做“剪恶除凶,护国保邦”之神。也有的说,城隍乃所谓阴曹地府的一级政府,专司惩办阳世作恶行为。庙内塑有种种刑法泥塑,诸如:割舌、挖眼等,其惨酷景象,令人胆战心惊。究其实质,是旧时代官府威慑人奉公守法,趋良从善,以补刑治不足,树立人世间正气。
庙塑神像,名为“威灵公府城隍之神”俗称“城隍爷”,配偶俗称“城隍奶奶”。相传城隍爷有神通,不但主宰阴间生杀,对阳世祸福亦有灵验,地方每逢干旱,就求救于城隍爷祈雨,从而就有城隍爷出巡的盛举。
府城隍庙是明洪武三年(1370)东昌府同知魏忠主持建造的,同时院内还建有戏楼。自明天顺至清道光年间,先后有东昌府知府徐垠、李举、盛周、宋豫卿、罗汝芳、杨朝桢、胡德琳、张官五、祝庆谷进行过9次重修。
光绪年间,贡生李太华好善乐施,于府城隍庙内设立“同仁社”,义务掩埋无主尸骨。清中后期在府城隍庙东有程公祠,祭祀康熙年间东昌府知府程鲲化。府城隍庙东还有一座土地祠,建制不详。
旧庙址一度成日寇军营
府城隍庙早已废弃不存。日寇占据聊城期间,庙址一度成为日寇军营。据现居台湾的朱成惠先生回忆,他在卫仓小学读书时,曾亲眼目睹庙内杀人惨剧,其凶残之状,惨不忍睹,不料竟被日寇发现,于是迅即躲避。解放后庙址一度为教师集训场所,后为区人民武装部和中共东昌府区委驻址。
日寇凶残,却也迷信。有一个日本兵到军营附近的小杂货铺告诉铺主,夜间在营房忽然发现一少女,众军士大为疑虑,即起而追赶,少女立即奔逃。但追来追去,竟无影无踪。铺主人听了对他说,此地乃城隍庙,向有鬼神显灵,需备香烛烧纸祈祷,日本兵听了,就在他铺里买了香烛烧纸。凶残的日寇却不免受了铺主人的愚弄,其色厉内荏可见一斑。
城隍庙街东首路北尚有县文庙。据宣统二年(1910)《聊城县志》记载,旧在东门外铁塔寺旁,明永乐初年迁往南门外,正统年间迁东门外,成化年间迁布政司东,即今址,此时正殿、两庑未建。康熙五十一年(1712),知府程鲲化、知县郑文先增设殿庑。据康熙二年《聊城县志》记载,在县文庙西南曾有一座马周庙。马周,唐太宗贞观年间,官至吏部尚书,银青光禄大夫。县境内原有“宾王坊”。
改建学校曾驻多家剧团
1944年清明节,日伪政府在县文庙里举行过祭孔典礼。新中国成立后,庙址改建为学校。1951年建聊城县中,原在东关大街路北,后迁此,1952年改为山东省聊城第二中学,1962年迁往陈庄。该校址设立聊城县民办中学,后改为聊城第八中学。1978年更名聊城四中。“文革”前期,四中后院驻有“聊城县评剧团”、“聊城县豫剧团”和“聊城专区大笛子剧团”。
“文革”期间,城隍庙街和前王园街合并为“红星街”,1982年红星街撤销,原街名重新启用,1987年恢复红星街至今。城隍庙街东首路北,县文庙的北边,背靠东城墙建有一座关帝庙,人称“槐花庙”,庙附近有住户,形成南北小街,称“槐花庙街”。槐花庙街于解放后为学校占用。杨家坑被扩入学校后院。槐花庙北约四五十米,杨家坑的东边有10间北屋,人称“瞎子店”。有很多盲人以此为家。
瞎子店向西、邻近北城墙处有一水坑,因坑前有杨姓人家居住,故称“杨家坑”。民国年间,杨氏三兄弟先后投身革命,相继为国牺牲。杨有训1938年参加范筑先抗战队伍,聊城失陷后参与开辟八路军敌后情报联络站,公开身份为教师,1947年夏在征兵工作中染霍乱病牺牲。杨同训,1938年随范筑先抗战,后在八路军冀南军区某部任副团长,1943年在河北丘县对日寇反扫荡战斗中牺牲。杨嘉训(华亭),1938年参加聊城抗战工作,后在冀南军区宋任穷所属敌工部工作,以“杨家三少爷”身份活动在天津、河北、济南、茌平、聊城一带,收集敌伪情报,购置医药等军用物资,后任敌工部部长,解放战争期间任宋任穷秘书,在整风运动中含冤自杀,平反后,授予烈士称号。
曾经的城隍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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