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牧克
作为大学教师,我常会遇到学生或家长询问,有关“人如何教育”的问题。遇到这些情况,我不禁回忆起少年求学的经历。作为七零后一代人,这些经历具有强烈的“个人性”,它们暴烈冷酷,潜伏在记忆深处,并未消失,而是在黑暗中打量着我。它们冷笑着,等待着回到阳光的那一刻。
我不是老师宠爱的孩子,我痛恨教师这个职业。我从没想到,长大后,我竟然成了教师。我在油区矿办中学度过了初中。学校除了几个师范专科生,大多是“自学成才”的老师。油区非常闭塞,老师们酷爱体罚。我的耳朵,在冬天被老师不断地揪着,甚至流脓淌血,迟迟不能痊愈。初三那年,我的班主任是个人高马大的教师。他戴一副深度眼镜,总穿着紧绷绷的牛仔裤,说起话就像刀子刮在玻璃上一样让人难受。此人后来娶了自己的女学生,调入油矿办公室高就。我们都喊他“大炮”。
每周班会,是体罚的好机会,他从安插的小密探口中得知每个人的表现,然后把犯错的孩子叫出来。他揍人的原因和方式都特别。一次,我被他打了耳光,只因作业丢了一个标点(事后,我才知道,那天老师失恋了)。有时老师心血来潮,居然让挨打的同学像电影《霸王别姬》的戏子,一边挨打,一边大叫打得好。我们也麻木到以告密为荣,以挨打为耻。老师不打人的时候,常用的办法是“饿饭”。中午,如果你经过我们班的窗口,你会发现,十几个孩子被反锁在教室,饿着肚子、恐惧着、哭泣着,努力趴在桌子上,将一篇中学课文抄一百遍,或二百遍。他十分满意自己的管理方法,我们常听到:
“为什么上课和女生说话?真贱!”
“作业为什么不交,你这头猪!”
“上自习看小说,抬起头!还有脸戴着遮羞帽!”
许多年了,这些话还萦绕在我耳边,令我浑身发紧、冒冷汗。我永远不能忘记,那天班会,教室光线强烈,一切似乎暴露无遗。那位清秀瘦弱的女同学,由于老师训斥时间太长,以至于不敢也忘记了要求上厕所。她哭泣、颤抖,苍白着脸,紧咬着牙,努力并紧双腿,可刺鼻的尿水还是顺着裤管流出来,浸湿了她的裤子,可耻地淌在地板上。当时,全班同学和老师一起哄堂大笑。
许多年了,我依然记着那刺耳的笑声。我也是那无耻且“幸福”的集体的一员。后来,这名女同学成了混混,或许多少和老师教导有关系。
然而,这不是我最痛苦的原因。一天下午,我被叫到“大炮”的办公室。老师跷着二郎腿,脸色铁青,劈头盖脸地怒骂,间或用卷起的书本,对我的脸狂抽。渐渐,我才明白,那是因为我的同桌,一位优秀学生。他出身干部家庭,学习突出,人聪明乖巧,又唇红齿白、俊秀可爱。我俩较要好,又是同桌,经常闲聊,甚至耽误自习课。当同学被老师叫去问话,很自然地将责任推到我的头上。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老师义愤地说,“你又笨又蠢,一辈子没出息的家伙,你为什么要拖累××!他可是聪明的好孩子。”
我无地自容,恨不能有墙角钻进去。我想哀求老师不要骂,可我不能移动分毫。
老师不依不饶:“你知道多少学生和家长求着我要和××同桌吗?你这样的差生,我对你太照顾了,你有什么资格占着茅坑不拉屎……”
我开始哭泣。肮脏的泪水像虫子般爬在脸上,我甚至丢脸地淌出了鼻涕。这时候,办公室其他老师纷纷被吸引过来,嬉笑、鉴赏、品评,有几个漂亮女老师甚至笑出声来。我天旋地转,眼前一切都模糊了,耳边一切都消失了,有种彻骨的痛刺穿了我的心,比父亲打我要痛百倍、千倍。它是我绝好的“人生教育课”,它让我清醒地认识到,原来一个座位,也是因为老师的恩赐与仁慈；一个座位,原来还隐藏了这么多等级的秘密和微妙的奥秘。我所有的倔强、坚持、沉默的掩饰,都那样可笑、不值一提。我感谢老师的教诲,他让我明白了一个智商平平的十四岁孩子的绝望。
多年后,我考上研究生,一位初中同学请客,当年的优秀生也在座。他考上重庆的中专,毕业后,分配在矿机关做科员。他也很替我高兴,很真诚地劝酒,我们融洽地说说笑笑。他可能早忘了那件小事。然而,我不能忘,它几乎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希望”相信,他只是无意对我造成伤害。我“希望”相信,父亲望子成龙,老师激励我成才,同学只想改掉我自习说话的不良习惯。我也知道,当年打学生的老师,并不止我的班主任。我亲眼看到,一位漂亮温柔的女老师,把书钉钉到差生的脸上。他们恨铁不成钢,然而,我宁可做普普通通,但快乐的人,也不能忍受“人上人”的虐待光荣。父亲、老师、同学都不是坏人,甚至可以说是好人。他们勤奋工作,在社会上受人尊敬。然而,我不明白,为什么好人伤害别人,如此心安理得?如此习惯自然?
明白这个道理,是读了奥威尔的《1984》和扎米亚京的《我们》之后。它们让我深深体会了,生存如何艰难,个人尊严如何渺小,假象如何成为真实,扭曲如何成为光荣。它们让我深深体会了,当“饭碗万岁”成为人生坐标,当耻辱和恐惧成为某种习俗力量,通往人性奴役之路,就成了鲜花和笑脸的阳关大道。
十六岁那年,我转入油区高中。打人的老师也有,不过少了许多。不过,我接着又碰到了更让人头痛的事,那就是学校恶劣的环境和频繁的校园暴力事件。
“青春是可怕的”。许多年前,丧家犬般游荡在欧洲的昆德拉心有余悸地说。我拿它来比喻上世纪90年代中国校园的暴力事件。那正是“史泰龙”“施瓦辛格”“小马哥”等硬汉流行的年代。温柔潇洒、多情善感的富家子弟形象(如后来才流行的F4之流),在那个年代遭人鄙视。
我的成绩依然很差,被老师和同学们鄙视。少年的我,黑瘦、矮小,加之沉默寡言,独来独往,自然是痞子们最佳的敲诈对象。我多次被抢走饭票、衣服和鞋。我打不过他们。晚上,有时我在睡梦中也朦朦胧胧地看到,痞子狞笑地站在我的铁床前,用刀将床砍得火星四溅。多次被敲诈后,我终于忍无可忍了。我找来一把生锈的菜刀,将它磨得铮亮,装在书包里,黑色的刀把露在外面。当一个姓赵的流氓要抢走我的衣服时,我凶狠地掏出菜刀,不顾一切地砍过去。我看到他的棉衣被刀砍破,棉絮如漫天的蒲公英飞了出来,滑稽可笑。那是我胜利的旗帜。他吓坏了,疯狂地跑着,手舞足蹈,又踉踉跄跄。我提着刀,在月色下追击,并看着他逃走。
从此,这把菜刀就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我随身带着它,无论上课,还是出去玩,我依然将刀把露在外面,震慑所有想挑衅的流氓。晚上,我枕着它睡觉,感受它冰冷的暖意,坚硬的沉着,睡得非常香甜。然而,我最后还是被一群流氓堵在了走廊。他们夺走了我捍卫尊严的菜刀。他们将我打翻在地,逼着我喝阴沟的臭水。我拼死反抗,几乎被打成视网膜脱落和中度脑震荡。我满脸是血地昂着头,艰难地从阴沟爬出来,眼前却渐渐模糊了。我不会再次屈服。这时的我,已经是“带刀的少年”了。
作为学生中的弱者,在社会、老师的角色都淡化的情况下,除了低头或以暴制暴外,别无选择。然而,那个“带刀的少年”,那把锈迹斑斑的菜刀,还活在我的记忆里。少年自卑、胆怯,有时也勇敢、凶猛。他为了捍卫尊严而战斗,虽败犹荣。他将继续激励着我走过中年,走向老年。我会永远告诉自己,对不义和不公正,对于强加的暴力,要敢于说“不”。如果你不能捍卫自己的尊严,你将无法真正懂得尊重别人的尊严,而一个不懂得“尊严”的人,自然也不懂得“自由”的可贵。
很多年过去了。我已步入不惑,有些事反而更加坚定了。这些年,我看到了很多知识分子扭曲的灵魂。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不善于煽情,也不善于为学生描述“美丽的象牙塔”。我不会台上慷慨激昂,台下蝇营狗苟,一边大唱“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一边却对权力和金钱“顶礼膜拜”。我只能以自己耻辱和黑暗的记忆,为更年轻的孩子们,树立一个“失败”的标本。愿今后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们,不要再重复恐惧和耻辱的悲剧。我坚信,时代终究会进步,但这需要大家一点一滴的努力。
如此“幸福”的少年,将永远让我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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