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许地山夫妇结婚11周年纪念全家福。
张爱玲的小说名篇《茉莉香片》中有个人物,教授中国文学史的言子夜教授,其人品、学问皆佳,课堂上曾“恨铁不成钢”地对学习欠缺的学生“厉声喝道”:“中国的青年都像了你,中国早该亡了!”张爱玲1939年入香港大学求学,随后就写出了这篇小说。有人考证言子夜的生活原型是时任港大中文系教授、主任的许地山。当时许地山每周在港大要上20多节课,其名望高,学问好,想来给张爱玲的印象不浅,而他在香港文化界留下的影响更深。
香港中文大学写散文出名的小思也是研究香港文学最有影响的香港学者,她在《香港故事》中说:香港环境的重要性在于“每当中国大地上发生变动,香港总会以高度的承受力,接纳一批又一批祖国来人”。抗战爆发,是香港第一次大规模接纳“祖国来人”的时期。“八一三”后短短两个月中,香港人口由60万增至百万,大批文化人进入香港,让香港“代替上海来作全国的中心”成为他们自觉的努力,茅盾、萧红、夏衍等都在香港完成了各自的重要作品。但香港在成为战时中国文学中心的同时,也面临着弱化乃至中断香港文学本土化进程的危机。如何将全国性抗战文学的展开与香港文学自身传统的建构结合在一起,成为南来作家面临的重要课题。此时,写《落花生》的许地山作为“祖国来人”却在香港“落地生根”,是颇有意味的。
1935年1月,胡适应香港大学之邀访问香港,港大1927年成立了中文系,但课程全是古文经史,教师也皆为前清原太史和秀才。胡适决意帮助港大改革中文系教学,于是推荐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许地山出任港大中文系教授、主任。许地山出生于台湾、幼居福建的文化背景和身为“五四”文化骁将的经历使他无“过客”心理,视香港文学、文化事业为自身大事。他来港大后短短半年,就将港大中文系改成以“现代意义”的文、史、哲、翻译四门课程为主干的系,招生考试由文言改成白话,并针对如何摧灭香港殖民地教育的奴性“做很多有用的事”,包括创立“香港新文字学会”和“中国文化协进会”等,港大医学、工科学生中也开设了国语课程。之后,许地山在香港每年都发起与组织纪念鲁迅的活动,以鲁迅精神引领香港新文化发展。同时也积极开展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他发起成立中英文化协会并担任首届主席。整整六年中,他忙得马不停蹄,每天清早四点起床写作,“八点去大学,一点回家午膳,两点再去,直到六点或七点才回家”,事事都为了香港文化的建设。香港本地文化人都认为,“香港的新文化说是许先生一手开拓出来的”,“是实事求是、毫无夸饰的评价”。
抗战爆发,许地山成为香港抗日阵营中坚人物。他与郑振铎、林语堂等发起组织“中国非常时期高等教育维持会”,发表“保卫文化,完成救亡使命”的宣言。1939年3月,他参与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并一直主持该会工作。而他在港的创作也融入了香港文学的进程。
许地山此时的小说,最有价值的是他的收官之作《铁鱼的腮》(1941),讲述“最早被派到外国学制大炮”的雷先生“自己民族的利益得放在头里”的执着追求,他对“无勇无谋、贪权好利”的当局者的清醒认识,对“穿屐的”入侵者的刻骨仇恨,都表明了其爱国题旨。但小说围绕“铁鱼的鳃”展开,而“鳃”是指潜水艇水下潜行时“艇里的水手,个个有一个人造鳃,万一艇身失事,人人都可以迅速地从方便门逃出,浮到水面”,雷先生致力发明“鳃”,看重的是无情的战争中如何保护每一个生命。很显然,雷先生的战争观是以人为本的。所以,当他几近身无分文地挤在难民队伍中时,仍旧热情帮助一户难民妇幼,甚至不忍心离开她们。《铁鱼的鳃》是篇地道的香港小说,它坚实而生动地呈现了香港沦陷时香港人的生存状态和他们性格中出现的新因素。从雷先生跟黄先生、女佣来喜、难民人家等关系中,读者会强烈感受到,工商社会的香港人在战乱中也是互相扶助的。
《玉官》(1939)是许地山篇幅最长的小说,讲述一个有着洋教会文化背景但仍拘囿于传统伦理道德的闽南农妇玉官的一生。许地山是现代中国作家中最具有宗教情怀、气质的,而他此时在香港大学开设宗教课程,则更关注宗教信仰和所处社会历史的关系。他有感于香港社会读经崇古所体现的封闭,塑造了玉官这一生活在封闭环境中入了洋教会的家妇形象。读着《圣经》的玉官仍将人生寄托于自己的节孝牌坊上,而她对“洋教”的认识也只囿于其会带来“改换门庭”“光宗耀祖”。玉官的这些特征,富有香港社会华洋杂处中传统心理嬗变的种种历史特征,其“香港意义”也逐渐被香港文学史所接纳。
抗战期间,许地山还写了两出历史题材话剧,也是较地道的香港文学。《女国士》(1939)是为香港大学女生同学会抗日演剧筹赈而写,取材于唐薛仁贵从军,写的却是“从前的作家都忽略了”的薛妻柳迎春,一个普通农妇,贤惠知礼,更有“捍御外侮”的心气。《凶手》(1940)改编自元代四名剧之一的《杨氏女杀狗劝夫》,讲述北宋杨氏用“杀狗”一计,让丈夫明白谁友谁敌,兄弟重归于好。许地山一直强调中国文化的重建,他甚至将民族文化定义为“能解决民生日用的问题就是那民族的文化了”。而上述两出剧,都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呈现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从而体现了作者的“香港思考”。
1941年8月,许地山劳累过度长逝于香港,《落花生》的默默奉献也永远留在了香港的土地上。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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