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声
1977年夏天,我探亲期满从山东老家返回部队所在地兰州。在徐州倒了一次火车,与我同座的是从沂蒙山区来的一位年轻妇女,她带着两个孩子去新疆克拉玛依油田看望丈夫。
孩子太小,大的才3岁,小的只有10个月。这位脸色蜡黄身体瘦弱的妈妈好像没有奶水,一路上只是让孩子吃开水泡煎饼,大的还将就着吃点儿,小的死活不吃,只是扯着嗓子嗷嗷大哭大叫。妈妈心烦,还不停地打骂孩子,把一车厢人折腾得没了脾气。
我见孩子饿得不行,便给这位妇女两元钱,又掏出仅剩的4斤粮票,自己留下1斤,其余全给了她,让她在路上买点饼干或热汤热饭给孩子吃。我当时算好自己在火车上再吃两顿饭就可以回部队了,1斤粮票足够。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当列车快到西安时,列车播音员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广播公告:“乘客同志们,前方因下暴雨导致山体滑坡列车受阻,请大家带好自己的物品在西安站下车,有关通车的消息,车站会及时通知你们。”
这一下我遇到了两个麻烦:一是住。
此时西安已阻停了多次列车,火车站里外人满为患。我背着提包走遍了周围大大小小的旅馆,别说住宿,就连提包都寄存不下。离车站远的地方又不敢去——去了无法得知通车的信息。于是只好在火车站栖身。盛夏的西安气温高达三十七八度,热浪翻滚,就像开锅的蒸笼。白天我汗流浃背挤在乌压压的人中间探听通车的消息,晚上就枕着提包在车站广场一角迷迷瞪瞪地睡上一会儿。闷、热、烦、躁,加上车鸣、狗吠、孩子哭、大人叫,那种感觉就是在逃难。
二是吃。
我留下的那一斤粮票只够吃到当晚,接下来的两天到哪儿都买不到吃的。不是没钱,而是没有粮票。
年长一点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粮食和物资紧张,国家采取定量分配的办法向城镇居民供应口粮。不光是粮食,凡吃穿用的东西,大到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小到手帕、手纸、火柴,几乎没有一样不是定量供应的。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不是人疯狂,是票据疯狂,家家一堆票据,买什么都必须凭票,有票走遍天下,没票寸步难行。
这不,我吃饭便成了问题。好话说尽没用,以钱顶票不中,反正没有粮票你只能看着别人吃饭。
饿到第3天实在招架不住了,发现副食店里萝卜不收票,便一下子买了五六根,一顿生吞猛塞吃得眼都绿了。
等到第4天恢复运行,回到车上我那洋相可就出大了——一路走一路放响屁。看看周围人的怪异眼神,我恨不能找个车缝钻进去。一辈子没干过那么丢人现眼的臊事,到现在想起来还一阵阵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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