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2月,十九岁的我来到淄博矿务局寨里煤矿干掘进。
第一班下井,我们小组打溜子道。来到迎头,先弯着腰抱起沉重的电钻打眼,电钻的震动使人心肺难以忍受,还要非常用力推才行。打完眼后装药放炮,炮声震耳欲聋,浓烟滚滚,我们戴着防尘口罩还呛得直咳嗽。不等出完烟,组长就带头蹿到煤尘飞扬、狭窄低矮的迎头招呼干活,他安排我用大锨装车,又窄又低的溜子道,真不得劲。他一个劲地催促我快一点,快一点,催得我手足无措,身子一动不是碰到煤壁就是碰到矿车,碰煤壁掉下一块煤,哗啦吓一跳。碰到矿车磕得身体很疼。煤洞又闷又热,憋得喘不上气来,我大汗淋漓,弯着腰干活累得几乎趴倒,组长不断对我大声呵斥,根本不考虑我是新工人,一点也不当人看,就像对待劳改犯,更像旧社会任意打骂工人的把头,看样子我要是慢一点或表示不满,镐柄就会抡到身上。我心中暗暗叫苦,没想到第一班就摊上这样的杂碎。但不敢作声,只好忍气吞声,在怨恨与委屈中硬撑着,这是我人生感到最漫长最难受的一天。好不容易盼到下班,踏着泥泞的道路走十多里才上了井,洗完澡精疲力尽,浑身就像散了架。到食堂勉强吃了点饭,就回宿舍躺下了。
才来就挨了当头一棒,浑身凉了半截。刚来时的热情和劲头一落千丈,情绪低落到了极点。心想:没干工想干工,没想到干上工是这个样子,这可不是人干的活。不能干了,回家!下了要走的决心。
回家?谈何容易!当时是怎么干上的?在村里毫无出路的情况下,在煤矿工作的二哥千方百计求人我才来到煤矿。干下去能解决盖房子、找媳妇和供养年迈的父母的问题,回去一切就成了水漂。不回去,这样的工作环境不说被砸死,也得累死气死。我这个有血性的人怎么受得了。
怎么办?我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就像热锅上的蚂蚁焦躁不安,思想斗争很激烈。
夜深人静,我焦急如焚,找个人商量商量拿拿主意的机会也没有。这时我才知道什么叫喊天不应呼地不灵。在犹豫中,我仿佛看到父母和哥哥期望的目光。心想:人们都说事情头三脚难踢,我刚干一班就回去,岂不叫人笑话!最后心一横,决定再干干看看。又咬牙干了一班,从此坚持下来。同来的那批新工人有不少人不辞而别了。
三年后,我也成了组长,我对新工人如兄弟,我们小组的生产效率高,我经常义务打连班,被评为淄博矿务局劳动模范,成为一名党员干部。
我常想,人遇到困难,就要坚持,不能松劲,才能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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