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昱
著名诗人余光中去世的消息掀起了一波怀念潮。
余光中在大陆读者中如此闻名遐迩,与他的《乡愁》入选大陆中学语文教材有很大关系。单从文学上看,《乡愁》的确是很美的诗。但毋庸讳言,我们的教材编写者们将《乡愁》选为教科书中为数不多的现代诗之一,不仅仅是因为这首诗的文学价值,更是为了借以强调两岸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上世纪90年代,余光中先生应邀遍访大陆,沿途先生模仿《乡愁》当年的心境,写了不少“返乡诗”。不过,这些后写的诗歌,就文学价值而言,却远不及《乡愁》了。
同样是写“乡愁”,为何归乡反而不如望乡呢?究其原因,《乡愁》真正的文学价值,并不单纯在于一个游子对故土的眷恋,更是由于它包含着一种对苦难的记忆和反思。
“我唯一担心的是,我们明天的生活能否配得上今天所承受的苦难。”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如是说。是的,苦难是产生文学的一大本源,对于一个合格的作家而言,越是经历或目睹重大的苦难,他对人性的反思就越深刻,越是能写出深沉感人的文字。所以,人类历史上总是出现所谓“家国不幸诗人幸”“家国不幸文人幸”——如果没有安史之乱的大唐沉沦,压根不会有杜甫的“三吏”“三别”；如果没有俄罗斯19世纪艰难困顿的改革历程,俄罗斯文坛可能不会升起以列夫·托尔斯泰为首的璀璨的作家星系；如果没有拉美那百转千回、布满血泪的发展之路,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会去写他的《百年孤独》；如果日本的经济继续高速发展,人们可能没兴趣读懂村上春树或东野圭吾笔下那一个个或细腻或扭曲的人性样本。
时代的苦难给了作家以创作的灵感,而作家的创作反过来又标的了他的时代——今天,当我们读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时,依稀能触碰到那个乱世带给生活在其中的“乱离人”的苦痛——让人类牢记苦难,而不是“记吃不记打”,我一直认为,这正是文学之所以存在的最大的理由之一。
余光中和他那一代中国文人的创作底色,其实同样是家国苦难。在他们所成长的年代,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未有的大转折,短短几十年,血火洗礼、山河变色。他们所耳闻目睹的人民的苦难、他们自己所经历的颠沛流离,都数倍于我们生活的和平年代。这样深沉而重大的苦难,原本应当激发作家们极大的创作热情,中国应该产生几部世界级的文学作品,才能让后世牢记住那个时代的转变,也才能对得起那一代人的苦难付出。不过,略微让人感到遗憾的是,20世纪的中国文坛最终交上的答卷并不令人十分满意,大部分作家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和最终完成作品的文学价值,都与19世纪的俄罗斯相差甚远,甚至输给了同时代的拉美文学。
所幸的是,我们还是留下了一些作品。比如,我们还有《乡愁》这样的作品值得传诵。据说,余光中在到达台湾后的1950年,曾经在短短一周内作诗五篇,而多年后撰写《乡愁》,也仅仅用了不到20分钟的时间。这样的文思泉涌,恐怕不仅仅是他的才气使然。更多的是因为一个作家对于文学的责任感吧——经历、目睹了如许痛苦,你总应该写点什么,才能让明天的生活配得上昨日的痛苦,才能给一个民族留下记忆。
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愁》也许算不上世界级的文学精品,余光中也许算不上世界级的诗人,但其诗其人,至少是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标的,有了这些,我们才能在多年之后真实地触碰那个时代人们对苦难的呐喊。是他,和他那一代的两岸文人,让我们的民族得以铭记当年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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