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璩存峰
1989年暑假,两个弟弟即将同时中考；而我,也将中师毕业到乡镇中学教书——我们全家都这么认为。
毕业前夕,通过预选,我意外而又幸运地获得了保送读大学的资格。正是麦收时节,下午两三点钟,我骑车兴冲冲地回家,想给父母一个惊喜。
六月天,孩儿脸,说变就变。人们在与天气抢时间,田地里,土路上,车拉肩扛,一片繁忙景象。母亲在地里弯腰熟练地割麦子,父亲吃力地往马车上扔打好结的麦捆,邻居张家二哥在车上忙着摆放。
我跟父亲说:“大,我考上大学了。”父亲没有反应。我又大声跟有点耳背的母亲重复了一遍,也不知她听懂了没有,母亲只是略微张嘴笑了笑。父亲没好气地喊:“你在那嚷嚷什么,还不快过来帮着干活。”
我委屈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本能地跟着机械地装卸。心像跌入了冰窖,糟糕透了。谁家的父母不是望子成龙,盼女成凤?谁家的父母听到儿女考上大学的消息不是欣喜若狂?尤其是在当年高考本科还“零录取”的时候。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我读大学是给父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此前,他可能是想我工作后,帮着他把两个弟弟培养成才。而现在则是,他又要拼死累活,独自支撑起我们弟兄三个上学的经济重担,更不要说家里还有已近八十岁的奶奶。
七月底的一天下午,我在村东地里翻地瓜蔓子。地瓜长到一定时节,怕蔓子扎根影响产量,要把它翻到另一侧。看中考成绩的大弟过来了。小弟是尖子生,我不担心。我问大弟考取了没有,他先是红着脸,继而泪就下来了,说只差一分。我忙安慰他,说县城中学去不了,乡镇高中能去,最起码姨父担任校长的高密七中能去。听了我的话,大弟的心情就平静了。
八月中下旬,小弟已去县城高中报到。下午五六点钟,太阳已初露红彤彤的醉意。院子西边的椿树投下巨大的阴影,但仍然抵挡不住酷暑难耐的燥热。父亲、我、大弟都蹲在房前檐下。父亲让大弟自己拿主意,高中上还是不上。如果上,父亲明天就去找姨父。如果不愿意,就拉倒。大弟小心翼翼地看了看父亲,又瞅了瞅我,长时间陷入了沉默。我说没关系,你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看看大弟没有反应,父亲又急赤白脸地训了他一通。总算,大弟开口了,他说他真不想上了,上够了。父亲如释重负,他扔下一句以后别后悔,别埋怨,就出门了。
多年以后,我想,确实是我挡住了大弟的求学路。如果当年我参加工作,父亲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拿钱,哪怕是借钱也会让大弟去上高中。在那个面对抉择的下午,显然,父亲略微犹豫,所以他把选择的权利或者压力交给了大弟。当然,如果大弟不假思索、斩钉截铁地表明想上学的心迹,父亲也会义无反顾地支持他。只是,在那一刻,大弟似乎比我还要成熟和理性,他隐隐懂得,如果父亲全力以赴、毫不动摇支持他求学,就不会有下午的“三堂会审”了。于是,在他的十七岁,他选择了放弃,牺牲自己,成全了我和父亲。
而当时十九岁的我,只想到了我,只想到了我的大学和理想的羽翼,全然没有想到要为父亲和大弟做一点牺牲。
今天,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为我的大弟,我再一次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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