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芳
五年前,我到地处沂蒙山区腹地的沂南县定点深入生活,准备以台儿庄大战之前发生的临沂阻击战为背景,创作一部反映山东“全民抗战”的长篇小说《第五战区》。在深入生活的几个月里,当地宣传部门的朋友陪同我,几乎跑遍了全县的每一个乡镇,寻访那些健在的参加过抗战的老人。巴金先生与沂蒙山区的渊源,就是在这个时候得悉的。
沂南县有山东的“小延安”之称,是沂蒙抗日根据地的中心。这里是诸葛亮的家乡,有温泉,盛产黄金,但更是中国革命的红色堡垒,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其中,当地老作家高禄堂的祖辈,从辛亥革命时期,就开始了变卖田地,投身革命。抗战全面爆发,日本人从青岛和济南长驱直入,进入沂蒙山区后,他的父亲和兄长,亦都投入到抗日的烽火之中。
高禄堂老师住在离县政府不远的一个还未改造的村子里,到他家里采访时,他讲完他父亲高师永在抗战中经历的那些事情,话头一转,突然说,“巴金先生60多年前也来过沂南,当时就是我父亲负责接待的。”
我听了一愣,有点不大相信,问他,“您说的是,作家巴金吗?”“是,就是他。写《家》的巴金。”他肯定地回答,接着说,他父亲当时任沂水专署行政秘书,巴金一行到达沂南后,全程的活动安排,都是他父亲在负责。然后还回忆说,他父亲很清楚地告诉他,巴金先生来的时候,是穿了件棕色外套。
我想仔细了解点巴金先生当年在沂南的情况,可惜高禄堂老师的父亲高师永早已去世多年,已经无从查问。于是我问他,当时见过巴金先生的人,现在还有健在的吗?他想了一会,说他知道的人,只有一位名字叫周克的中学老师,他是后来的沂南县第一中学教导主任,曾经是老诗人苗得雨的妹妹的老师,但是不是还健在,他就不知道了。另外,他所知道的巴金先生在沂南期间的事情,也就限于上面他父亲那些简单的讲述,具体的日期和其他细节,就不清楚了。
之前我到上海去,到过巴金先生工作过的上海作家协会那幢漂亮的洋楼,但没想到,他曾经也到过位于沂蒙山区的沂南县。所以,对于高禄堂老师讲的,巴金先生来沂南这件事情,我心里既感到激动,多少又有点存疑。回到住处,立即翻阅县委宣传部刚给我找来的《沂南县志》,果然在1951年的大事记里,得到了确认:7—8月,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巴金率团一行7人来沂南慰问,重点考察了东平区单家庄的农民业余教育,向该村党、团支部授奖。并向县人民政府提出兴建沂南中学的建议。
后来又查看上海作协周立民先生编著的《巴金年谱》,再次印证了此事。他在《巴金年谱》中记录道,“1951年7月25日,48岁的巴金参加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华东分团,任副团长。在一个多月里,访问了济南、沂南、镇江、扬州、盐城、兴化等城镇,八月底结束。同行的还有靳以、方令孺等。”这也是巴金先生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到沂蒙山区来。
我在沂南的深入生活采访,全程都是由县作协高军老师陪同。有一天我们外出采访,路上我和他讲到巴金先生来沂南的事情,问他还能不能找到当年陪同或是见到巴金先生的人,去采访一下。他说恐怕很困难了,此前他也就此事做过很多努力,但一直没有找到线索。我又问他,“还能找到些比较详实的资料吗?”“年岁太久,加上经历‘文革’,不好找了。”他说,“我到县档案馆里找过很多次,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接着我又问他,能不能到单家庄去一趟,找一下当年那些被授奖的人,或是见证人,看看还有没有人记得这件事。他说他去找过,但时间长了,没有找到记得这件事的人。
关于巴金先生访问老根据地的记载,我又在黄裳先生回忆巴金的文章中找到一些详细的记载,尤其记录了他们到济南的一桩趣事——
解放初期巴金参加了老根据地访问团,我是随团的记者。在一个多月中间,走过济南、沂南、镇江、扬州、盐城、兴化……许多城镇；工作之余,也抽空到过一些地方,不过这大抵并非名区、胜景,说来可笑,只不过是找个什么地方去喝茶、吃东西而已。
在济南,一天中午,我们走到一个地方去吃午饭。这家饭馆很别致,大约也颇有名,可惜记不起它的名字了。这是一个大园子,外面有围墙,十分破败了,进门以后就远远看到一个很大的水塘,塘侧是一座水阁,看起来是上百年的建筑物了,也许还不止。水阁楼上临窗有十多张桌子,空落落的只有我们两个顾客。坐下来就正好望着那个水塘,倒是十分出色的。济南著名的鲤鱼就养在塘里。这里的名菜就是什么什么鲤鱼。这实在是一个出色的饭馆,比起杭州的楼外楼,要好得远。(作者注:这个水塘应该就是五龙潭一侧的江家池,什么鲤鱼应该就是济南名吃糖醋鲤鱼,水阁楼就是汇泉楼了。)
1933年5月,30岁的巴金出版了自传体长篇小说《家》,号召青年反抗封建专制,投入社会革命的洪流。可以说,当年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许多人正是因为读了巴金的作品,才走向革命道路的。他的小说表现了青年一代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的觉醒和对封建势力的不妥协斗争,满怀激情地歌颂了他们叛逆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革命行动。文学作品在那个年代对社会的影响力是难以想象的,许多青年读了《家》之后,毅然走出封建家庭的桎梏,走上革命道路,从某种角度讲,这是文学的荣耀。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把全国划为九个战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鲁苏皖广大地区划为“第五战区”,著名的临沂阻击战、台儿庄大战、徐州会战都发生在这个战区。此时的巴金,也已经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1937年8月8日,巴金发表《只有抗战这一条路》。后来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主编《呐喊》周刊(后改名《烽火》),担任历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除了出版了长篇小说《春》和《秋》,完成“激流三部曲”外,1940年至1945年还写作了“抗战三部曲”《火》。临沂阻击战期间,1938年3月,巴金与靳以一起经香港到广州。5月1日,经全力筹措,《烽火》改为旬刊,在广州复刊,巴金亲自担任编辑。
是沂蒙山区艰苦卓绝、慷慨激昂的“全民抗战”斗争吸引了巴金先生的注意,抑或是那首在战争年代传唱的《打黄沙会》(《沂蒙山小调》的前身)的优美旋律感染了巴金先生。这些,也许都促成了巴金先生的这次老根据地之行。1951年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到处被一种国家建设的激情所鼓舞。巴金先生所到的沂南县,作为革命老区,老根据地,应该更不会例外。沂南县位于沂河中游,蒙山东麓,地处沂蒙山区中心,原属于沂水县第十区,1938年第一次出现成立南沂蒙县的说法,1939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决定,始建南沂蒙县委,1940年3月改称中共沂南县委。
巴金在沂南慰问的时间很短,但其中一件事情,却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意义深远,那就是他给当地政府建议创办沂南中学。巴金离开沂南县十个月后,1952年11月,沂南县中学成立,校址在汶河东岸的南寨村,后来几经周折,改为现在的沂南县第一中学,校址在县城里的文化路上。我在沂南县深入生活那段时间,住在与文化路交叉的花山路上,进出沂南,经常会经过这所学校门口。而每次经过那里,看到校园里孩子们的身影,听到传来的朗朗读书声,心中总是会想到巴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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