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人治印,除了名章还喜欢闲章。闲章不闲,多寄托主人的人生感悟,是用印人对人生的画外音。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做县令,刻了一枚闲章“乾隆东封书画史”。算不得什么功名,却是他人生中一桩值得夸耀的差事。
乾隆十三年(1748),山东巡抚接到朝廷圣谕,乾隆帝要东巡山东,于是急调郑板桥到泰山极顶迎驾。《乾隆年谱》记:“二月,奉皇太后率嫔妃东巡山东。”这一行规模宏大,山东地方官员不敢掉以轻心,深知圣上到此的寓意,便集中起顶尖文化人迎迓他的到来。郑板桥肩负的是书画方面的使命,因为乾隆本身就是书画专家。三年前乾隆巡视济南,在鹊华桥上眺望鹊华二山,突然就想起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急命随行大臣明珠去取。随行人员不远千里取来画卷,乾隆在北城楼上遥对山湖,展卷相照,遣兴于山形与图画之间。这次他又来了,谁知道他又会出什么题目?他曾登临泰山,留下《泰山日观峰古封禅坛歌》:“我朝黄屋来向东,高高下下四离宫。天桥六百卅丈穹,不求仙,不告功,不侈金泥玉树封,但勒御碑万丈崇。”他是一位御笔题遍天下的皇帝,所以派郑板桥侍驾是选对了人。郑板桥在泰山顶上等着,一等不来,二等不来,侍驾的人都不知道皇帝干什么去了。其实皇帝没有走远,第一站停驻曲阜。《乾隆年谱》载:他诣阙里,谒孔林,祭少昊、周公。分明是一次盛大的祭祀。这时候意外突发,随行的皇后富察氏患病,急忙返回京师,走到德州,病逝于舟次。噩耗传至仍在途中的乾隆,他“哀痛至极,兼程还京师”。
郑板桥在泰山极顶等着,直等了四十多天,皇帝还没有来。他这个差没有办成,仍然欣欣于怀,就刻下这枚印章以志荣幸。这一年他五十六岁。
从这一枚闲章,我们看到了郑板桥人生的另一个侧面。他也渴望皇恩,也希望才华得到圣上的认可。如同李白,在得不到皇恩眷顾的时候高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后人解释为李白豪放,其实还没有走进李白的内心世界。读懂李白,要读懂李白周围的人,像他那样兼济天下的有几人?独他有志难酬,那豪放里就有许多酸楚。郑板桥也是这样,他的天下之心在潍县的县令之职上,乾隆十一年(1746),五十四岁的郑板桥由樊县改任潍县令,这一年先是潍县海啸,海水溢岸,造成海难；紧接着瘟疫流行,整个山东发生大饥荒,竟发生饥民相食的惨状。郑板桥果断下令开仓赈灾,有人劝他呈报朝廷,获准后再放粮,以免获罪。他斥责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待上面恩准,不知有多少人饿死!你看,同样一个拯民于水火,走程序等待恩准与当机立断有多么大的不同。正是他的担当,救活了万余百姓。是年他画了一幅竹子,送给山东布政使包括。文人画竹赠竹本是圈子里极寻常的事,不寻常的是图画上的题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我们就看到了郑板桥人生的两个侧面,一面是怜悯民生的州县令,一面是效忠圣上的“牛马走”。过去解读历史,总是容易对立起来,忠于圣君就必然是民众的压迫者,心怀民众则必然是皇权的对抗者。用几百年后的概念解读历史,框定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是对历史的“打扮”。在郑板桥身上我们看到这两个侧面的统一。然而历史人物有官场得意又有失意,郑板桥也不例外。乾隆元年(1736年),他应礼部春试,中贡士后进入殿试,获得二甲第八名。欣喜至极,他画了一幅《秋葵石笋图》,照例在画上题诗曰:“牡丹富贵号花王,芍药调和宰相祥。我亦终葵称进士,相随丹桂状元郎。”终葵,中魁也。画与诗均带着官场的俗气,以画暗喻,以谐音自得,压抑了半生的郑板桥扬眉吐气,把牡丹、芍药与功名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迷失了方向的郑板桥。人民是他前行的灯盏,当他在县令的位置上看到人民的疾苦,他的画以竹子代替了牡丹、芍药,诗也变化了行腔。
怜悯与拯救差之万里。历史上不乏怜悯人民的官员,也不缺具有“人民性”的诗人,他们为人民做了些好事,却都不是人民的拯救者,原因在于他们找不到拯救人民的道路,只能把拯救的愿望寄托在帝王身上。当寄予失落,就彷徨,就失意。晚年的郑板桥也走入这样的怪圈,在潍县任上七年,他哀民声,出善举,目睹无数好友沉浮贬谪,为什么空有一颗为民众的心却得不到苍天的理解?在五十九岁的时候,似乎参透了世事,他写下“难得糊涂”的牌匾。意犹未尽,在下面特别加了一行注:“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这是对旧官场的控诉!当下很多人揣着聪明装糊涂,也把这个条幅挂在办公室内自充高雅。时代已经变了,在人民的利益上能糊涂吗?能装糊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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