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午后,天阴着脸,很快,窗外乌云翻滚,雷公公动怒般挥舞着拳头,还未来上几个回击,噼里啪啦急雨已至,就像堵在人们胸口的一股子怒气瞬间释放。听见打雷下雨,母亲从床上起来去厨房关窗户,站在窗前,她久久发呆。透过屋内的窗户,我的目光掠过她的后背,她瘦了,她矮了,她好像又变了个人。我的心头一阵发紧,是说不出的疼惜。
进了这个夏天,母亲就很少出门。腰椎疼,腿疼,心脏也不舒服,每天早上不到四点就会发作一阵。这次父亲出院后,她显得更苍老了,记忆力也有所下降。明明已拿回报纸,她又问:“今天报纸拿了吗?”明明刚吃完药,她又去桌上找出药盒,把药全部倒出来,数一数,到底吃没吃。时间长了,她自己也有些厌烦,便想了个“笨办法”,索性把每天要吃的药分成三份放好,这样容易看出吃没吃。然而,有些事情是无法作标记的。好几次半夜起来给父亲导尿,忘记拧紧,漏了一地。从那以后,她就老是担心,“我拧上了吗?”她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跑过去看,看到拧紧后才不再嗔怪自己。
父亲刚出院那几天,也许是劳累过度,母亲老是做梦,早上醒来一身冷汗。她对我说,“我梦见你的书和报纸都被人偷走了!”说罢,就要下楼去看。的确,楼道里人员混杂,经常丢东西,我攒的报纸和书时不时被偷。她看了没丢,才真正放了心。还有一次,出门买馒头,母亲下了楼才发现还穿着拖鞋,拖拖拉拉跑回来。望着她满脸自责的样子,我在心里痛斥自己太没用。
我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我能下地行走,如果我没得这缠手的顽疾,母亲也不会如此劳累。但是,老天从来不会有十全十美的安排,给每个家庭的“好运设计”似乎都是均等的或互补的,从来不偏袒哪个家庭,也从来不会放弃哪个人,希望就蕴含在这令人捉摸不透的苦心安排中。可是,很多时候希望是处在朦胧中的,就像乌云笼罩的天空让人看不见光亮,势必要有一番耐心等待。“将来谁能照顾你啊”这句话,我在很多残疾人事迹报告会或残疾人口中都听到过,也问过自己,想来想去,陷入巨大的沉默。但是,母亲很少说这句话,至少是很少守着我当面说。她并非不担忧,而是有着更为深切的焦虑。
作家史铁生在他母亲去世十年后,才想明白。“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这句话经常被人引用,他的精神跋涉,都有母亲的陪伴。就像他在接受采访时所袒露的心声,“母亲试图从尊重入手接近儿子的心灵,从而了解儿子、帮助儿子。她是矛盾的,从感情上讲,她不放心儿子去地坛,那是一个脱离了她视线让她力不能及的地方；但从理智上,她感到儿子需要地坛,需要一处可以在独处中完成人生再认识的地方。所以,她一方面忧心忡忡,一方面深明大义,她需要反复说服自己才能看着儿子隐入地坛。母亲做对了选择,使我得以在地坛治愈了灵魂,然而母亲却为此押上了最大的赌注:‘如果他真的要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由我来承担。’”没有母爱的深沉,就没有“我与地坛”的救赎以及“扶轮问路”的出口。
由此,我想到自己的母亲,她不把“将来谁能照顾你”挂在嘴边,也是源自对女儿的尊重,尊重里蕴含着理解,懂得我的心和自尊,懂得我的苦闷与彷徨。但是,这种尊重,这种理解,究竟需要多大的克制和多少隐忍?我不敢想,也想不出——或许,母爱有多深,克制与隐忍就有多重吧。
整个下午,我都在想这个问题。不一会儿,雨停了,天空放晴,明朗朗的,地气向上蒸,依然闷热难耐。母亲去厨房打开窗户,小声念叨:好久没做饭了,灶台都蒙上了一层灰尘。她一向爱干净,是看不惯这灰尘的,可见她有多么力不从心。一会儿,她问道,“你吃什么馅的包子?我去给你买!”“酱肉的,要一个肉丸的!”我大声说。这是她这一周来第一次下楼,我的耳畔回响着一个声音: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
我想象着母亲回来开门的场景,她的每一次归来,都朝着希望,朝着我心底的爱愿,还有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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