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桂树槐在济南市刑警队
整理 有令峻
1948年上半年,我在华东社会部武工队担任排长。部队驻扎在五莲。当时上级说让我们准备参加淮海战役。
但淮海战役我们没捞着参加。1948年七八月间,准备打济南时,我们武工队奉命到达了益都(即现在的青州),在这里休整,做接管山东省会城市济南的准备。1948年4月,潍坊解放不久,华东局在青州成立了济南市委、市政府、市警备司令部联合筹备处,为了保密,对外称青州建设研究会。这个筹备处的主要任务就是制定接管济南的政策和培训接管干部。
1948年9月16日,济南战役打响之后,我们顺着胶济铁路,一路步行,跟大部队来到济南的东部,做一些侦察工作。大部队打开了济南老东门,我们就进了济南城。这时,老城区、商埠、千佛山一带还没打下来。济南是我军解放的第一个关内的省会城市,在全国影响很大。毛主席、朱总司令发了贺电。
济南刚刚解放,市里就成立了公安局。开始是李士英任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兼济南特别市公安局局长(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院长),凌云任副局长,后由凌云任局长。凌云后任公安部副部长、国家安全部第一任部长。他是浙江嘉兴人,1917年生人,担任济南市公安局局长时只有32岁。
上级把我们武工队全部划归公安局,成立了刑警队。由原武工队队长张允贵任刑警队长。刑警队有40多人。下设三个组,一组由端木宏峪任组长,二组组长是我,三组组长是陈凯,另外有队部和内勤组。张允贵是滕州人,1938年参军,是个老八路。济南市公安局刑警队的第一批队员,全是我们武工队这些老新四军老解放军战士。这些人,可以说是苦大仇深,根正苗红,都是从敌人的枪林弹雨中打出来的。有很多人都是身经百战,还有不少人负过伤。革命立场坚定,又有侦察敌情抓俘虏的本领。上级让我们当刑警也是看中了大家的这些素质吧。比如陈凯,是江苏盐城人,老新四军战士,比我大两三岁。他在战斗中跟敌人拼刺刀,右胸受了伤。1948年我们到达益都后,他是从荣军医院伤好后转到我们武工队的。后来,根据工作需要,刑警队又补充了一部分解放前的旧职警察,还招了20多名新警察,其中有五六名女警察。
解放初期,我们刑警队的主要工作有两项,一是侦破政治案件,也就是抓捕日伪和国民党留下来的敌特,以及调查清查反动会道门组织的人员。二是侦破刑事案件,维护社会治安。我这个二组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刑事案件,有时也去侦破一些敌特的政治案件。
我和我的战友们以前从来没有干过公安工作,对这项工作又新奇,又陌生。祖国发展建设的迫切需要,又不允许我们脱产去学习刑侦技术。何况当时你想去上公安学校也没有,只能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在干中学,在工作中摸索积累工作经验。不过,我们在武工队时侦察敌情抓“舌头”的工作经历,与刑警工作也有些相似。所以干起来,还不觉得太生疏。此外,刑警队里有一部分解放前济南警察局的旧职人员。他们在济南从事警察工作多年,侦查处理过许多案件,熟悉济南的情况。我也向他们学习,并通过他们了解济南的情况。我还依靠他们发展了一些“眼线”和关系。因我是南方人,又说一口苏中话,必须跟当地干部群众打成一片。也就是毛主席说的,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要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那时,我们刑警队住在经二路纬四路路北的一个院子里。工作还是比较艰苦的。整个刑警队没有一辆汽车、摩托车,连自行车也没有。全局也只局长有一辆华沙牌轿车,是国民党起义部队军长的父亲原先乘坐的。我们去破案,全靠两条腿走,就像当新四军和武工队时徒步行军一样。济南的大街小巷全让我们走遍了。不过,当解放区的民警,跟当新四军武工队时不一样。干武工队时,行军得悄悄地,而且是在野外,要跋山涉水,走田间小路。而我们当了刑警,是以这个城市主人的心态,以人民卫士神圣的责任感,放心大胆昂首挺胸地走在泉城的每一条道路上。
1948年9月当了刑警后,我们破了不少刑事案件。1948年12月16日晚上,发生了“燕子李三”李圣武抢劫经三路纬四路庆丰金店,并开枪打死金店老板父亲的重大案件。之后,我和战友们在徐州市公安局的大力协助下,于1949年5月29日,在徐州抓获了“燕子李三”李圣武。
(口述人:桂树槐,江苏省泗阳人,1925年4月出生,1941年参加革命队伍,1943年8月参加新四军。济南解放后,历任济南市公安局刑警队副队长、队长等职,荣立一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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