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京都有一个东寺,每月的第一个周日被定为“骨董市”,就是中国的文化市场之类的集市,如北京的潘家园、济南的英雄山文化市场,差别就在于东寺只有月初的第一个礼拜天才有。这一天正好被我赶上,买了几件自己喜欢的小玩意儿。最中意和高兴的是淘到一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索引。品相极好,价格合理,摊主还附送了一本字帖和漫画书。我很高兴,爱屋及乌,一下子就产生了去京都大学看看的想法。
第二天,有点小雨,云雾缭绕,一个迷人的京都秋日,我走进京都大学。依照中国人对大学的传统认识,大学是要有个正门的,门不正则名不顺。的确,京都大学不像欧美的大学那样完全敞开式的,而是如中国的大学模样,每个院落都有围墙与外界相隔,每个校园都有一个大门,一个象征性的门,就是为了方便出入和便于管理。之前,对京都大学了解不多,中国人更多的是知道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京都大学虽然在日本排名贵为老二,仅次于东京大学,也有说法是与东京大学齐名,只是侧重点不同。东京大学更多的是培养治国理政的政才,而京都大学则在科学领域培养了大批精英之才,被称为日本科学家的摇篮。“二战”之后日本的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来自京都大学理学部,名字叫汤川秀树,获得物理学奖。此后又有9位京都大学教授先后获得诺奖。很遗憾,京都大学并没有因为获得如此巨大的科学成就而受青睐,总感觉与我们向世界一流大学看齐的眼界和心气尚有差距。这些年京都大学的世界排名乃至在亚洲各大学中也不显眼。对习惯了以排名论短长的我们来说,京都大学的确难以进入视野。
先来到的是京都大学北校园,以日文中夹杂着的汉字看,这里包括理学部、农学部,还有一个农场和马场。马场里边养了几匹马,场外还张贴了招募驯马的学生和对外进行马术训练的广告。理学部的楼前挂了一些挺高端的单位牌匾,物理、化学、数学实验室都有。说不定这几座低矮的楼里就会走出诺贝尔奖获得者,此前获得诺奖的京大教授中以物理学和化学居多。我驻足楼前,很久却没有人从中走出,校园寂静如夜,除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打在树叶上的声音,楼里楼外都非常安静。偶有几个年轻学子走过,脚步匆匆,没有留下一丝喧嚣。或许这才是一个大学校园应有的安静。
因《甲骨文字》一书而生拜访京都大学之趣,加上专业所向,就想看看学校的人文科学大楼。根据我的记忆,读大学时有一位来自京都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曾经给我们做了一次学术报告。具体内容记不得了,只记得主持此次学术报告的老师讲,日本史学界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学的研究非常深入,无论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还是取得的学术成果,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我们。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事,对外毫无所知的大学生,当时听了有点蒙,内心深处还有点不太服气的那种憋屈。这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索引,出版于1968年,从本书编者贝塚茂树的前言看,之前已经有《甲骨文》图版册和甲骨文论文集出版。甲骨文出自中国,发现者也是中国人。京都大学贝塚茂树先生整理出版此书,虽然远离甲骨文之乡,亦当是对甲骨文研究的贡献。
由北院出来,沿一条静谧的小路往西行,一片住宅区就在眼前,很密,各富特色,无法确定是不是教师宿舍。从优雅的样式和花团锦簇的院外装点来看,应该是一群兴趣广泛的雅士在此居住。西校园是京都大学的本部校区,学校行政机构及人文科学各学部、工学部都在这个校园。从这片住宅区步行十几分钟,就到了西校园。首先找到人文科学的教学楼,想进去参观却吃了闭门羹。这才发现京都大学每一座教学楼的大门都有铁将军看守,进出人员需要刷脸或者识别指纹,外人不能随便出入。这样“未经允许,不得入内”的大学教学楼在欧美的大学里是常态,这样可以很好地保持教学楼里的秩序。相比之下,国内大学的教学楼进出似乎有点过于随意,一般是大门洞开,出入自由,显得有点乱。
教学楼“闲人不得入内”,只好在校园观花。蒙蒙细雨中,朴实无华的校园环境和相貌平平的校舍建筑,没有给我留下多少惊艳之印象,校园的绿化建设似也没有多少章法。在这点上,既不像欧美老牌大学校园那样,有大片绿茵茵的草坪、遮天蔽日的参天大树、庄重古朴的校园建筑；也不如现在中国大学校园那么注重花花草草的种植,路边人行道花砖铺设讲究,校园建筑物高大上。的确很具日本特色,拙而实用,低调稳重,寻不到一丝拥有数位诺奖获得者的澎湃与喜悦,更没有趾高气扬的炫耀。
快要离开时,终于看到了京都大学的正门。这个坐北朝南的校门,同样很低调,“京都大学”几个汉字镶嵌在一道不足两米高的墙上,很不显眼。与国内一些气派的大学校门相比,京都大学这样低调的校门,可能也正是其人文精神之所在。
正午时分,在附近的一处拉面馆用餐。十分拥挤的店里坐着正在等餐的食客,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一脸稚气的年轻人。我猜想,他们大概都是京都大学的教授或者学生。一碗清淡的拉面,每份730日元,就这样,十分简单。
回国后拟了一些与日本三周之行相关的写作题目,唯独忘记了曾经走进的京都大学。恰巧本年度诺贝尔医学奖揭晓,来自京都大学的教授本庶佑名列其中。于是,记下这些文字。想起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1931年说过的那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看上去,建校于1897年的京都大学比较符合梅校长的愿景。
(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知名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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