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说不尽的张爱玲 　　□本报记者　张九龙
　　3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古稀之年的陈子善依旧忙碌:3月30日,他做客上海思南文学之家,从邹韬奋和《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一书谈起生活书店的那些人和事。3月31日,华东师范大学为他举办荣休仪式,陈思和等老友赶来捧场。
　　虽然退休了,陈子善对张爱玲的“喜爱”和关注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研究了三十多年,他仍然期待找回更多的张爱玲作品遗珍。陈子善教授在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鲁迅研究了这么久,尚且难保有遗漏,何况张爱玲的研究正处在上升期。”
>>　旧报纸里翻出《小艾》惹张爱玲抱怨
　　瘦瘦高高、一脸谦和,陈子善跟人们印象中象牙塔里的大牌教授有很大区别。作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同事、学生给他最多的评价是“好玩”两字。新浪微博上陈子善有96万粉丝,而他更新最日常的内容,是家里一只叫做“多帅”的猫咪。
　　陈子善不热衷于找项目,不写一本正经的论文,不出玄而又玄的理论书,爱讲课、收藏书、翻旧报纸。他的课学生总是很爱听,即便从来不用讲稿,他所讲的内容仍十分有条理,因为这些知识已经在他脑子里沉淀了几十年。
　　陈子善生在上海、长在上海,又跟上海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打了一辈子交道,身上也浸润了海派文人的特质——做事认真,做人洒脱。
　　1976年,他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本来是分在写作教研室的,后来因为对鲁迅感兴趣,主动申请调到了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在参与《鲁迅全集》注释工作时,陈子善又对鲁迅和郁达夫的微妙关系产生了兴趣。《郁达夫与鲁迅》,这是陈子善自己编的第一本出版物,当时售价只有两毛多钱,但是收纳了他能找到的几乎所有资料。从此,陈子善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路数,即从搜集史料入手去研究文学史。此后几十年,他对张爱玲的研究也遵循了这个方向。
　　如果有一份20世纪最受关注的中国女作家榜单,张爱玲绝对是排在前面的。可在30多年前,国内还没几个人听说过这个名字。自从1952年到海外,张爱玲便淡出了国人的视野。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收获》杂志刊登她的《倾城之恋》时,大家还以为是又一个“文学新秀”冒了出来。
　　起初,陈子善对张爱玲的作品并没有一见钟情,甚至连眼前一亮都谈不上。那时,他正在关注周作人、梁实秋,都是现当代文坛的大腕,张爱玲尚难登文学史的庙堂。
　　汇编《周作人集外文》时,偶然间,他在旧报纸上翻到张爱玲的一个短篇小说《小艾》。陈子善做学问就像一个现场勘查的侦探,遇到些蛛丝马迹的新发现,便觉得兴奋不已:怎么回事?张爱玲还有文章散失在外面?于是,这位“侦探先生”矛头一转,开始组装张爱玲的文学拼图。
　　发现《小艾》后,他复印了一份,寄给了香港《明报月刊》的编辑黄俊东,一位新闻学史料的研究者。1987年1月份,《明报月刊》元月号刊发了《小艾》及陈子善的文学评论,后来台湾地区的媒体也转载了。
　　当时,张爱玲还健在。张爱玲是个特立独行的女作家,对自己要求甚高,因为对早年创作的这篇文章不太满意,她打心眼里并不希望别人再看到这个作品,没想到又被人搞出来出版了,惹得她很不高兴。后来,她在一篇文章中曾抱怨此事。
　　一个研究者,没见过张爱玲,倒先把张爱玲给“得罪”了。对此,陈子善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个东西挖掘出来研究使用,并不是有意跟张爱玲过不去。这个小插曲之后,陈子善结识了张爱玲的姑父。张爱玲的书后来在内地出版过两本,都是张爱玲的姑父代理的,其间,陈子善也曾经帮过一些忙。
　　张爱玲的最后一本书《对照记》出版之后,陈子善向张爱玲的姑父表达了一个心愿:希望能得到张爱玲《对照记》的签名本。后来,他果然收到了那本书,只是没有签名。那本书是张爱玲亲自让皇冠出版社寄给他的,信封上还写着“张爱玲嘱记”的字样。张爱玲是个怕麻烦的人,虽然没签名,但也算给了陈子善一个面子。这是两人唯一的来往,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了吧。

>>　老电影里寻回散佚剧本《不了情》
　　对作家而言,拥有几个专业水准的研究者做“粉丝”,也许并不是坏事,有时还会有意外惊喜。
　　上映于1947年的电影《不了情》曾经风靡一时,无论是观影民众还是报道影评,对《不了情》的评价都不错。张爱玲是电影剧本的作者,她对自己这部电影剧本处女作比较满意,后来根据电影整理出了中篇小说《多少恨》。
　　但是在很长时间里,电影《不了情》销声匿迹了,人们不知道哪里还能找到相关影像资料。上世纪70年代,《多少恨》重新在台湾发表时,张爱玲曾经写过一个前言,推测《不了情》可能找不到了,言语间流露出遗憾之情。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研究者曾到北京寻找电影《不了情》下落,也没有什么结果,失望而归。
　　几年后,广州俏佳人文化传播公司出版“早期中国电影(1927—1949)经典收藏”,电影《不了情》才奇迹般重见天日。陈子善听说后喜出望外,赶紧找了来,然后根据电影整理出了《不了情》的文字剧本。
　　这个剧本是根据电影还原出的文字对白,虽然与原稿还是有距离,但已是难能可贵,也算了却了张爱玲的一桩心病。后来,张爱玲发现陈子善并没有其他的目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便也把陈子善发掘的一些文章收进了她晚年的书里。
　　上海常德公寓曾是张爱玲生活过六年多的地方,包括小说《倾城之恋》《金锁记》和电影剧本《不了情》在内的诸多名作都创作于这间公寓。2005年,听闻上海市静安区政府为故居挂牌,陈子善前去拍照,准备充实自己的“张爱玲资料库”,不料一眼就在纪念牌文字里发现了三处史实错误,随即在媒体撰文指出。
　　文章发表后不久,文化局就替换了新的纪念牌上去,把内容作了修改。多少年来,常德公寓几经修缮,纪念牌从无到有,中间更换了好几回。陈子善把每一次的变化记录下来,隔几天来这栋旧楼走走,就像看望一位老朋友。
　　即使对“张迷”来说,张爱玲也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张爱玲性格特立独行,她不加入集体的行动,从不参与任何一个文学社团或文学团体。她做人率性而为,直言自己写小说写文学就是为了谋生。工人做工,农民种田,张爱玲就是写文章,卖文章为生。因此,她始终保持着自己特有的风格,这种风格也吸引了很多读者。　
　　只可惜,张爱玲一生都在写作,却很少谈论自己。她没有写过自传,也没有披露过自己感情生活的经历。很多人关注张爱玲,往往是对她及胡兰成的生活和情感经历感兴趣,陈子善却对这些花边新闻不“感冒”,甚至刻意回避。他觉得,想了解张爱玲这个人,只能通过她的作品去了解。“对任何作家来说,读他们的作品是第一位的,而读传记和研究作品是第二位的。”
　　向来声称爱张爱玲的人多,能真正认真读完所有作品的人少。至于像陈子善这样,三十多年时间里,把张爱玲每一篇文章、每一封信,乃至每一则小报报道都时时记挂在心上的,恐怕寥寥无几。
>>　挖掘史料是一种价值回归
　　“在新文学发展的进程当中,张爱玲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又是一个特殊的存在。”陈子善表示,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作家们对传统的文学基本是全盘否定的态度。但张爱玲不是这样的,她是从传统的文学当中吸取养料,融合新旧文学,交汇新旧意境,一股脑儿用到自己的创作当中,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那个强调山头、队伍的时代,她能保持自我、没被潮流淹没,单凭这一点,还不值得关注吗?
　　《沉香屑》《金锁记》《倾城之恋》时期,张爱玲把自己藏在人物背后,到了美国晚期的《雷峰塔》《易经》《小团圆》,她开始写自己。写来写去都是同样的事,但于张爱玲却是文字下的万般风情。男女、女人、父母子女、主仆……她在作品中写尽了她所熟悉的一切人际关系,无不彻骨清醒到残酷残忍的境地。她的笔下,关系背后并非感情,是赤裸裸的世相。
　　正因如此,时隔几十年,人们仍然爱读张爱玲的作品。纵使社会生活场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人性的本质总能超越时空限制。“她写的是日常生活,不是宏大的叙述,一般的读者会感到比较亲切。”
　　荣休仪式上,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殷国明直言,现当代文学研究正处于瓶颈时代,文学虽然繁荣,但也面临价值的失落。陈子善对“史料时代”的开创做出很大贡献,用扎实的史料研究将文学推向新的高峰。
　　“史料时代”的另一面,则是学界对现当代文学研究“史学化倾向”的质疑。在陈子善看来,“时代”“倾向”“学派”都只是虚名,文学研究首先应回归到文本上,挖掘不为人们所熟知的文学作品,是文学研究的前提。陈子善告诉记者,“这并非我们的创举,老先生们一直是这么强调的,这是一种价值回归,研究者应当踏踏实实去做好基础工作。”
　　虽然退休了,陈子善对张爱玲的“喜爱”和关注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研究了三十多年,他仍然期待找回更多的张爱玲作品遗珍。“鲁迅研究了这么久,尚且难保有遗漏,何况张爱玲的研究正处在上升期。”
　　即便做完了整理工作,张爱玲的研究还有很大空间。张爱玲以小说、散文著称,其实她也有一批优秀的电影剧本、评论存世,对于这些作品的阐释,足够再挖掘三十年。
　　情人眼里出西施,陈子善眼里满满都是张爱玲的研究点。比如研究鲁迅,一直研究到鲁迅的父亲、祖父,张爱玲也可以这样研究；张爱玲的作品被翻译成法文、德文,海外读者的评价可以挖掘；张爱玲的古典文学造诣极高,绘画水平也不凡,同样值得关注。
　　生前身后,张爱玲对现当代文学来说都是个“异类”。她身上总是充满了谜,永远徘徊在争论两端。在不同的时代,她的作品连着她的人生都在被不断复写、补白和重构。看来,虽然有关张爱玲研究的话题越来越多,各种学术论文、文学评论层出不穷,但是这座“富矿”,似乎还远没有开采完。
　　“张爱玲热”还会持续下去,而痴迷于张爱玲研究的陈子善,也将继续他的拼图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