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斜阳太有情
齐鲁晚报 2019年04月09日
□肖复兴
我第一次知道张江裁这个名字,是十多年前到北京的棉花头条看林白水故居后,查关于林白水的材料,看到张江裁(字次溪)的《林白水故居记》,便记住了这个名字。
林白水和他的故居都早已不在,我以为张江裁还在。去年到美国,在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里翻书,看到红学家周汝昌的一本书,里面有一篇短文,题目就叫《张江裁》。翻开一看,才知道张江裁早于“文革”中过世。关于张江裁的死,周先生只写了一句:死得很惨。词语简洁,留白甚多。张江裁死时,才六十岁。
我对张江裁感兴趣,在于他对北京风土民俗的关注与研究,在那一代人是很突出的。这和他的家学有关。他的父亲是康有为的学生,他自幼跟随父亲进京,一直住在烂漫胡同的东莞会馆里,对老北京一往情深,尤其是对北京的风土民俗感兴趣。他家藏书甚丰,有三万余册,其中有不少为他所搜罗的京津史地民俗之类书籍。大学毕业之后,他曾经在北平研究院工作,参与北京民俗的研究工作。我曾在《北平研究院北京庙宇调查资料汇编》书中看到过他参与其中的实地调查和文字记录工作。
看张江裁一生所编纂出版的书目,让人叹服,也让人感喟。1934年,他26岁,编印一套《北京历史风土丛书》；1937年,他29岁,编印一套《北平史迹书丛》；1938年,他30岁,编印《京津风土丛书》；1939年,他31岁,编印《燕都风土丛书》。同时期,他还编印过《中国史迹风土丛书》《京津风土记丛书》《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等多种,都是他在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这十余年的成果。这其中有重新出版的《帝京岁时纪胜》《一岁货声》《燕市百怪歌》等多种,为今天研究老北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迄今为止,我没有见过有哪一位学人肯如此下力气,单凭一己之力,孜孜不倦致力于民俗风土志一类书籍的钩沉、挖掘与出版的。陈宗蕃在为他编印的《中国史迹风土丛书》所作的序言中,称赞他对“京津风土之学爱如性命”。
特别是清人潘荣升所著《帝京岁时纪胜》一书的发掘和出版,很能说明他对“京津风土之学爱如性命”的情景。张江裁于1936年底为此书所作的跋中,详细介绍了此书从发现到出版的过程。他早在《光绪顺天府志》中见到此书的目录,一直苦于找不到书。他在跋中首先感慨:“记述燕都岁时风物,向少专书。明人刘侗著《帝京景物略》,以之入春场篇。康熙二十七年,秀水朱彝尊纂《日下旧闻》,以之入风俗篇。光绪十一年续《顺天府志》,以之入十八卷京师风俗门。皆零星脞记,语之弗详。”对于《顺天府志》提到的这本流传甚稀的《帝京岁时纪胜》,他求之若渴,渴望以补京师岁时风物之阙。
还是在这则跋中,他写道:“适厂肆有潘书一部,余冒雨访之而先一夕为人攫去。参与友人桥川时雄言之,一日访之于东城东厂胡同,君出示一帙,则潘书也。亟借归移录。”简短的文字,道出两个细节:一是知道琉璃厂的书肆中有这本书,冒雨跑去,书于前一天已被人买走；一是从日本友人那里见到这本书,借回去连夜抄录,方才让这本书重见天日。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功劳,更是他对之“爱如性命”的活灵活现的注脚。这里的“攫”字用得最妙,最能点染他的感情色彩。
有些人说张江裁编纂的书多而自己写的书少。他写的书也不算少,《北京天桥志》《燕都访古录》《北京岁时志》,都是他写的。他还为康有为、李大钊、林白水、汪精卫写过传,为他的同乡袁崇焕写过《东莞袁督师遗事》。至今还在出版的《齐白石自述》,也是出自他的手笔整理而成的。不过,对于他一直倾心的北京风俗之类的书,他只写过《燕都访古录》《北京岁时志》这样两本而已。前者,是他21岁之作；后者,是他28岁之作。坦率讲,这两本书都赶不上他编纂的那些丛书。《燕都访古录》是张江裁唯一一本实地考察写出的北京风土之书,书虽然很薄,还是留下一些有意思的真实材料。比如,他写道:东四牌楼南勾栏胡同为元时御勾栏处,胡同有一小庙,内有“铜铸妓女崇拜之神像,高四尺八寸,方面含笑,头插花二枝,身着短衣露臂”。都是前人没有记载过的。可惜,1938年尚在的这些遗存,如今早已经荡然无存,便更见张江裁为之存照对于老北京的价值。
《北京岁时志》出版时,有林志钧和郭家声两位前辈所作的序。林序指出:“今而吾复见东莞张君次溪《北京岁时志》之作,书得十二卷,卷以月分,史乘笔记,旁征博采,称为瞻洽。”并称“补前人所未备”,“先哲风规,承平气象,以今视昔,诚使人覩代序而兴身世之感。”这样的称赞,当然有其道理,但是,和我看到的李家声所编的《北平风俗类征》第一卷“岁时”篇相比较,所谓“卷以月分”的编法是一样的；所谓“史乘笔记,旁征博采”,实在是并未超出《北平风俗类征》。倒是郭序称赞他“多习往事”“尤勤考索”,认为此书以节为目,“月各一篇,先属词以寄意,复证实以群篇,无一字无来历焉。”这样说倒是很准确的。和同类的岁时志相比,此书最重要的区别是,在每月之首,有张江裁自己所写的对这个月的综述,即“先属词以寄意”。这些文字不仅有对一个月时令风俗的概括,还有他自己的见闻与理解以及感时伤怀的怀旧之情。特别是每月对于京戏所要演出的剧目的介绍,尤其看出他对梨园的喜好和学问。
对于张江裁的身份定位,有人说他是藏书家,有人说他是文献家,有人说他是学者。在我看来,他更是一位北京风土民俗的出版家和研究专家。起码对于北京风土民俗方面,张江裁所做的贡献,迄今没有得到应有和充分的重视和评价。他所编纂和书写的书籍,除《齐白石自述》(他的署名只在书末最后一行),如今很少见到出版。当然,这也不能完全归罪于世人的淡忘和薄情,不可否认,张江裁在日伪时期曾出任过伪职。这一点,和瞿宣颖、周作人相似。难怪1964年周作人曾有诗赠张江裁:“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
陈宗蕃在为他的《燕都访古录》的序中说:“次溪之不合时宜也。”这是陈宗蕃在他21岁时说过的话,不想一语成谶。
那天到北京出版社开会,看到他们新近出版了张次溪的《北京岁时志》,很是高兴。对于张次溪,应该有个公允的评价,重新钩沉出版他的著作和他所编辑的书籍,对于研究北京文化,是有益的事情。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我第一次知道张江裁这个名字,是十多年前到北京的棉花头条看林白水故居后,查关于林白水的材料,看到张江裁(字次溪)的《林白水故居记》,便记住了这个名字。
林白水和他的故居都早已不在,我以为张江裁还在。去年到美国,在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里翻书,看到红学家周汝昌的一本书,里面有一篇短文,题目就叫《张江裁》。翻开一看,才知道张江裁早于“文革”中过世。关于张江裁的死,周先生只写了一句:死得很惨。词语简洁,留白甚多。张江裁死时,才六十岁。
我对张江裁感兴趣,在于他对北京风土民俗的关注与研究,在那一代人是很突出的。这和他的家学有关。他的父亲是康有为的学生,他自幼跟随父亲进京,一直住在烂漫胡同的东莞会馆里,对老北京一往情深,尤其是对北京的风土民俗感兴趣。他家藏书甚丰,有三万余册,其中有不少为他所搜罗的京津史地民俗之类书籍。大学毕业之后,他曾经在北平研究院工作,参与北京民俗的研究工作。我曾在《北平研究院北京庙宇调查资料汇编》书中看到过他参与其中的实地调查和文字记录工作。
看张江裁一生所编纂出版的书目,让人叹服,也让人感喟。1934年,他26岁,编印一套《北京历史风土丛书》；1937年,他29岁,编印一套《北平史迹书丛》；1938年,他30岁,编印《京津风土丛书》；1939年,他31岁,编印《燕都风土丛书》。同时期,他还编印过《中国史迹风土丛书》《京津风土记丛书》《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等多种,都是他在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这十余年的成果。这其中有重新出版的《帝京岁时纪胜》《一岁货声》《燕市百怪歌》等多种,为今天研究老北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迄今为止,我没有见过有哪一位学人肯如此下力气,单凭一己之力,孜孜不倦致力于民俗风土志一类书籍的钩沉、挖掘与出版的。陈宗蕃在为他编印的《中国史迹风土丛书》所作的序言中,称赞他对“京津风土之学爱如性命”。
特别是清人潘荣升所著《帝京岁时纪胜》一书的发掘和出版,很能说明他对“京津风土之学爱如性命”的情景。张江裁于1936年底为此书所作的跋中,详细介绍了此书从发现到出版的过程。他早在《光绪顺天府志》中见到此书的目录,一直苦于找不到书。他在跋中首先感慨:“记述燕都岁时风物,向少专书。明人刘侗著《帝京景物略》,以之入春场篇。康熙二十七年,秀水朱彝尊纂《日下旧闻》,以之入风俗篇。光绪十一年续《顺天府志》,以之入十八卷京师风俗门。皆零星脞记,语之弗详。”对于《顺天府志》提到的这本流传甚稀的《帝京岁时纪胜》,他求之若渴,渴望以补京师岁时风物之阙。
还是在这则跋中,他写道:“适厂肆有潘书一部,余冒雨访之而先一夕为人攫去。参与友人桥川时雄言之,一日访之于东城东厂胡同,君出示一帙,则潘书也。亟借归移录。”简短的文字,道出两个细节:一是知道琉璃厂的书肆中有这本书,冒雨跑去,书于前一天已被人买走；一是从日本友人那里见到这本书,借回去连夜抄录,方才让这本书重见天日。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功劳,更是他对之“爱如性命”的活灵活现的注脚。这里的“攫”字用得最妙,最能点染他的感情色彩。
有些人说张江裁编纂的书多而自己写的书少。他写的书也不算少,《北京天桥志》《燕都访古录》《北京岁时志》,都是他写的。他还为康有为、李大钊、林白水、汪精卫写过传,为他的同乡袁崇焕写过《东莞袁督师遗事》。至今还在出版的《齐白石自述》,也是出自他的手笔整理而成的。不过,对于他一直倾心的北京风俗之类的书,他只写过《燕都访古录》《北京岁时志》这样两本而已。前者,是他21岁之作；后者,是他28岁之作。坦率讲,这两本书都赶不上他编纂的那些丛书。《燕都访古录》是张江裁唯一一本实地考察写出的北京风土之书,书虽然很薄,还是留下一些有意思的真实材料。比如,他写道:东四牌楼南勾栏胡同为元时御勾栏处,胡同有一小庙,内有“铜铸妓女崇拜之神像,高四尺八寸,方面含笑,头插花二枝,身着短衣露臂”。都是前人没有记载过的。可惜,1938年尚在的这些遗存,如今早已经荡然无存,便更见张江裁为之存照对于老北京的价值。
《北京岁时志》出版时,有林志钧和郭家声两位前辈所作的序。林序指出:“今而吾复见东莞张君次溪《北京岁时志》之作,书得十二卷,卷以月分,史乘笔记,旁征博采,称为瞻洽。”并称“补前人所未备”,“先哲风规,承平气象,以今视昔,诚使人覩代序而兴身世之感。”这样的称赞,当然有其道理,但是,和我看到的李家声所编的《北平风俗类征》第一卷“岁时”篇相比较,所谓“卷以月分”的编法是一样的；所谓“史乘笔记,旁征博采”,实在是并未超出《北平风俗类征》。倒是郭序称赞他“多习往事”“尤勤考索”,认为此书以节为目,“月各一篇,先属词以寄意,复证实以群篇,无一字无来历焉。”这样说倒是很准确的。和同类的岁时志相比,此书最重要的区别是,在每月之首,有张江裁自己所写的对这个月的综述,即“先属词以寄意”。这些文字不仅有对一个月时令风俗的概括,还有他自己的见闻与理解以及感时伤怀的怀旧之情。特别是每月对于京戏所要演出的剧目的介绍,尤其看出他对梨园的喜好和学问。
对于张江裁的身份定位,有人说他是藏书家,有人说他是文献家,有人说他是学者。在我看来,他更是一位北京风土民俗的出版家和研究专家。起码对于北京风土民俗方面,张江裁所做的贡献,迄今没有得到应有和充分的重视和评价。他所编纂和书写的书籍,除《齐白石自述》(他的署名只在书末最后一行),如今很少见到出版。当然,这也不能完全归罪于世人的淡忘和薄情,不可否认,张江裁在日伪时期曾出任过伪职。这一点,和瞿宣颖、周作人相似。难怪1964年周作人曾有诗赠张江裁:“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
陈宗蕃在为他的《燕都访古录》的序中说:“次溪之不合时宜也。”这是陈宗蕃在他21岁时说过的话,不想一语成谶。
那天到北京出版社开会,看到他们新近出版了张次溪的《北京岁时志》,很是高兴。对于张次溪,应该有个公允的评价,重新钩沉出版他的著作和他所编辑的书籍,对于研究北京文化,是有益的事情。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