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九龙
　　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抨击君主专制,提倡民权与自由,名噪一时。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后,梁启超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一系列指点江山的文章。毫不夸张地说,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们是读着梁启超的文章成长起来的。
　　陈独秀曾写道:“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胡适也曾回忆,梁启超的《泰西学案》“猛力把我以我们古旧文明为自足,除战争的武器,商业运转的工具外,没有什么要向西方求学的这种安乐梦中,震醒出来”。可见,为陈独秀、胡适打开新学之窗的启蒙导师正是梁启超。
　　梁启超曾力主北洋政府参加一战。1917年3月,段祺瑞掌握了北洋政府的大权,梁启超因拥段有功而成为新内阁的重要成员,挂上了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的头衔。然而半年后,孙中山发动了护法战争,11月15日,段祺瑞政府被迫辞职,梁启超也递送了辞呈。
　　从此以后,梁启超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转而以主要的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
　　政坛上的大起大落,使梁启超历尽艰辛,饱经沧桑。1918年12月,梁启超与丁文江等人赴欧洲考察,历时一年多,1920年3月回国。这次出行,跟巴黎和会有关。
　　梁启超说:“我们出游目的,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义人道的外交梦。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把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
　　梁启超启程前往欧洲时,整个中国都陶醉在一片“公理战胜强权”的迷梦中。
　　年初,美国总统威尔逊抛出14条建议,倡导国家无论大小,皆有平等地位,彼此尊重对方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这对饱受殖民侵略的中国而言,无疑是福音。于是,国人欢欣鼓舞,甚至有不少人跑到美国使馆前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
　　11月11日,一战以协约国胜利而结束,中国人更是兴奋。11月14日,北洋政府宣布,全国放假3天,北京旌旗满街,鼓乐喧天,东交民巷至天安门附近的游人拥挤不堪。
　　一手促成中国对德宣战的梁启超却异常冷静。他在《对德宣战回顾谈》中提醒国人,这一次“普天同庆的祝贺”,不过是“因为我们的敌国德意志打败仗”。梁启超担心,未放一枪一炮的中国到底能否分得一杯羹。
　　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与梁启超不谋而合,他找到梁启超,希望梁能率团去欧洲,通过民间外交协助中国代表团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1918年12月28日,梁启超率领张君劢、丁文江、蒋百里等人登上日轮“横滨丸”号,一路西行,于1919年2月抵达伦敦。趁着游览的机会,梁启超在下议院听了双方两个多小时的辩论,亲眼目睹论辩双方对各自的主张“虽是丝毫不肯放让,对于敌党意见,却是诚心诚意地尊重他”,对英国的议会制度更加佩服。
　　此时,国内知识界正发生剧烈变化,大家把目光投向了刚刚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开始研究和宣传起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在主编的《晨报副刊》上,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
　　3月份,抵达巴黎的梁启超投入到争取收回德国在山东特权的外交活动。他以中国民间代表的身份会见了美英法等国和谈代表,积极寻求国际支持。
　　然而,梁启超的努力终究是徒劳,当日本代表在会谈中拿出和北洋政府签署的秘密协定时,英法两国站到了日本一边,美国总统威尔逊也不得不选择了妥协。
　　4月30日,英美法三国会议,议定了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这一次,公理最终没能战胜强权。
　　得知这一消息,梁启超连忙致电国民外交协会负责人汪大燮、林长民,建议警醒国民和政府,拒绝签约。林长民接到电报,立即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刊载在5月2日的《晨报》上。同日,蔡元培将消息告诉了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两天后,大学生们便走上街头,引发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然而,群情激奋仍无法阻止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北京政府于5月31日和6月9日两次密电巴黎同意陆征祥签字。梁启超将政府准备签字的消息告知巴黎学生,6月28日签字那天,巴黎留学生、华侨商人等包围了中国代表团寓所。陆征祥等不敢离开寓所半步,只好被迫向报界发表声明拒签和约,日本在巴黎和会的阴谋宣告破产。
　　一场外交性质的政治运动迅速演变成了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李大钊、陈独秀等投身政治斗争,他们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年轻一代最热衷的救亡之道。
　　除巴黎和会,梁启超欧洲之行的目的是了解战后情形,“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在伦敦,梁启超下榻的上等酒店连暖气也没有,甚至连火柴与糖也成了稀罕之物。好吸纸烟的梁启超自叹“没有钻燧取火的本领”,于是“只好强迫戒掉了”。
　　梁启超没有想到,曾经让无数中国人艳羡不已的欧洲物质文明,竟然在自相残杀中毁于一旦。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场世界大战?“谁又敢说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上筑筑动摇起来?”梁启超开始反思。
　　1920年3月5日,梁启超终于回国。巴黎和会的失败,不仅让梁启超的“公理梦”破灭,更让中国人感受到帝国主义强权对中国的威胁。
　　回国后,梁启超组织共学社,编译新书,资助留学生,兴办图书馆,以“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为宗旨；成立讲学社,邀请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他又通过《解放与改造》《晨报》副刊等,宣传新文化,推介自己的研究心得。这些活动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