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朱文龙
　　蔡元培与新文化运动的故事,要从1917年初说起。这一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彼时的北京大学,“仿佛一座衙门”,教授大多是一些前清文人,讲孔孟教八股,一部分学生也以“举人”“进士”自居,以谋求升官发财为乐,打麻将、捧坤角、逛妓院等非常盛行,在这方面,甚至有了与当时参众两院并驾齐驱的趋势,因而有“两院一堂”的讥评。
　　蔡元培来到北京大学之后,便着手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性质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确立了“兼容并包”和“思想自由”的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蔡元培开始整顿教师队伍,广延名师,他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而他着重包容和网罗的,是一些具有不同程度进步思想的名流学者,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加上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一班新派人物的支持,使得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旧文化,蔡元培也不是全部排斥。他也留用和聘请了一些思想保守的人,其中最有名气的当数刘师培和辜鸿铭。这两人虽然政治守旧,但是都学有所长。刘师培是与章太炎齐名的古文经学家,有很深的国学根底；而辜鸿铭精通英语,是一位能把“四书”翻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的大家。
　　聘请刘师培、辜鸿铭任教,体现了蔡元培对新文化运动的独特认识。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但坦白讲,陈独秀等主持者在倡导科学与民主,激烈地批判旧思想旧文化的过程中,不免意气用事和存在情绪化的倾向,故其自身言行有违科学与民主精神。在这种情况下,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其时代意义显然超出了学校的范围,是在要求真正地尊重思想自由,它与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一脉相通,为其时的新文化运动提示了思想解放应有和更高的境界。
　　可惜的是,这种观念在当时并不被认可。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大学的开展,引起了顽固势力的恐惧和仇视,他们对此进行了反扑,形成了新旧思潮的大激战,其中以林纾与蔡元培的交锋最为激烈。
　　林纾,字琴南,是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文学家,曾在北京大学做教习。对于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宣传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口号,桐城派出身的林纾非常厌恶。1919年3月,林纾在上海的《新申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妖梦》的文言小说,除咒骂陈独秀、胡适外,还大肆攻击北京大学和蔡元培。林纾在小说的末尾说:“吾恨郑生之梦不实……若果有瞰月之罗喉罗王,吾将请其将此辈先尝一育也。”随后,林纾又在《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攻击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以积弱归罪孔子”,“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诬蔑蔡元培“凭位分势利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
　　蔡元培当即写了回信,予以辩解。在信中,蔡元培坚持了他一贯主张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他说:“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蔡元培的回信虽然有力地回击了林纾的污蔑,但是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他当时所承受的压力有多么巨大。据当时报纸记载,议员张元奇曾拿着《新青年》等进步杂志到教育部,说这些出版物“实为纲常名教之罪人”,要求教育总长予以制裁。后来,张元奇又在国会弹劾蔡元培,要求他从北京大学离职。当时有人曾劝蔡元培辞退陈独秀并制约胡适,以缓和来自守旧势力的压力,蔡元培拍案而起,大声斥责:“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身上,与陈、胡毫不相干”。
　　在新旧思潮的斗争中,时间悄然来到1919年5月4日。由于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合游行,向北洋政府和帝国主义使馆示威。在万分激愤的心情下,爱国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章宗祥。北洋政府出动军警悍然逮捕了三十一名爱国学生和一名市民。
　　这场运动如今被称为“五四运动”。由于被捕的爱国学生多来自北京大学,在5月4日晚,北大学生举行大会,抗议政府当局的镇压,表示要全体赴警局交涉。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也参加了这个大会。在会上,蔡元培害怕斗争进一步扩大,便劝告学生们不要继续开会,由他出面与政府交涉。但爱国学生们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们当即成立了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决定自5月5日起,实行总罢课。
　　虽然学生们没有听从自己的建议,但是蔡元培仍是去营救被捕学生。经过蔡元培等人的极力斡旋,北洋政府同意释放爱国学生,但是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对已释放的学生“应即由法庭依法办理”；第二,“各校学风,亟应力求整饬”。显然这两句话指向的就是北京大学及蔡元培。与此同时,北洋政府还内定马其昶为北京大学校长取代蔡元培,社会上也开始流传着徐树铮要炮轰北大、暗杀蔡元培的说法等。无奈之下,蔡元培只能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
　　虽然蔡元培走了,但是北京大学广大师生一直在进行着护校迎蔡的斗争。无奈之下,北洋政府只得在1919年9月,请蔡元培回北京大学主持校务。
　　回校不久,蔡元培便在《新青年》发表了《洪水与猛兽》。他将新思潮形象地比作洪水,将军阀比作猛兽,以为中国现状可算是洪水与猛兽斗,“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服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胡适在发表此文的“附记”中强调,这是“很重要的文字,很可以代表许多人要说而不能说的意思”。
　　对于蔡元培的一生,梁漱溟曾评价道:“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可以说,没有蔡元培,新文化运动将无法成为燎原之势。对于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的独特贡献与思想个性而言,梁漱溟的评价可谓非常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