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运动以前,传统中国人对思想家的要求极为苛刻,要求他们不仅要有伟大的思想,还要有伟大的行动。儒家所谓“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宛如当下网络小说中主人公修仙练级一般,只有全达到了才能够得上圣人的标准。虽然细数中国历史上那些大儒,真正勉强做到这些的也只有王阳明一人而已。但要求始终是这个要求,从来没有降低过。而在清末的乱世当中,当国家面临救亡图存的紧要关头时,这种对“治世圣人”的呼唤就更为迫切。
　　就在此时,章太炎来了,他几乎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然而,也正是这种千年以来传统文化梦寐以求“复合型人才”的稀缺性,注定了章太炎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会十分纠结。
　　在赶上新文化运动的那一批思想家中,章太炎的年纪仅次于辜鸿铭,1869年他出生于浙江余杭一个地主家庭,原名章炳麟,后因仰慕明末的两位大学者顾炎武(名绛)、黄宗羲(字太冲)而改名章绛,别号太炎,后以“章太炎”一名闻天下。其实从“太炎”这个名字的来历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青年时代思想和政治的双重倾向——顾炎武和黄宗羲都是明末清初以明朝遗老自居的儒学大家。章太炎以此二人为标杆,其志不言而喻。
　　的确,作为从小由外祖父、汉学家朱有虔亲自教导,稍长后又拜入经学大师俞樾门下,受过正统且系统儒家教育的人,章太炎继承了儒家浙东学派的傲骨与志向,并且还有所发展:他将黄宗羲和顾炎武的夷夏观念,与西方的现代民族主义观念相结合,形成了极具个人色彩且对满清的外族统治抱着消极态度的民族主义观念,这种思想成为他后来著书立说及投身革命的原初动力。
　　学成后的青年章太炎正赶上清末的戊戌变法,曾经短暂加入过康有为的“强学会”,还担任过维新派喉舌《时务报》的编辑。但国学修养深厚的章太炎很快就看清了号称“托古改制”的康有为等人肚子里有多少墨水,如果不是这场维新运动仅仅持续了百余天就迅速破灭,章太炎很可能已经先于守旧派与其决裂。
　　维新失败后,同样被扣上“康党”名号、不得已跑去日本的章太炎立刻发文大骂康有为“内不容于谗构”“见诋于俗儒乡愿者乡愿”,把维新搞得一塌糊涂,至于其赖以立身的国学修养,章太炎更看不上眼,说其不过是“有点根基而已”。至此,章太炎与维新派决裂,转投革命派的怀抱,后来还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
　　我们可以猜测,在与康有为决裂后,章太炎就基本确立了这样一个认识:在当时致力于革新中国的变革者中,没有人在国学修养上能超过他。这个观点几乎伴随其一生,以至于后来他被袁世凯软禁时竟在家书中对子侄哀叹:“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
　　奇怪的是,这个看起来狂傲至极的论断却得到了胡适、鲁迅等人的承认和背书。的确,学问做到章太炎这个程度,还肯抛弃优哉游哉的书斋生活,出山为革命事业赌命的人,确实不多见。
　　既然章太炎是革命者中的思想家,思想者里的革命家,那么总结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思想找到新路的任务,至少在当时看来就该由他来完成。然而章太炎做出的“前后矛盾”的结论,却让一批他的跟从者差点闪了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