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章太炎在孙中山的鼎力支持下再度赴日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从这时起直到辛亥革命成功,章太炎发表的大量文章,几乎都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如果说批判传统文化是五四运动最首要的思想核心,那么章太炎早在运动发起前十余年就已将这个口号暗藏到了他的文字之中。
　　以章太炎之文化修养,当然不会直接喊出“打倒孔家店”这么俚俗的口号,但他的论述却比这句单纯的口号更要命:首先是诛心。章太炎指出,“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其教弟子也,唯欲成就吏材,可使从政”。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中国这种“官本位”文化、士子汲汲于功名的传统就逐渐养成了,至于今而极难去根。
　　不仅动机不纯,章太炎觉得儒家在手段上也不咋的,“孔子之教,惟在趋时,其行义从时而变”。一切都是手段,“湛心荣利,较然可知”。孔子干七十二君,已开游说之端:“儒家者流,热中趋利,故未有不兼纵横者。”“儒家不兼纵横,则不能取富贵。”这必然造成诈伪之风,单凭一张利口,好坏两面说,毫无定见,“无可无不可”。
　　在结果上,章太炎指出,儒家无可避免地造就大批“乡愿”,也就是为了和稀泥什么原则也不讲的老好人。章太炎说,“所谓中庸,实无异于乡愿。”“所谓中庸者,是国愿也,有甚于乡愿者也。孔子讥乡愿,而不讥国愿,其湛心利禄,又可知也。”——你孔子只笑老百姓没操守,不骂当官的没节操,说白了还不是自己想当官?在当时的章太炎看来,中国之所以多顺风倒的势利小人,而缺乏定见始终如一的君子,儒学是要负相当的责任的。
　　今天看来,章太炎这一时期对儒家的批判几乎是“抄家式”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五四运动中很多其他人的论述和批判更深刻而不留情面——五四运动中的多数批判还是从实用角度出发,批判儒学务虚不务实。而章太炎的这种批评则干脆一锄头刨了儒学的祖坟——你儒学从动机上就不纯正,手段也不正义,影响更是恶劣。别说没有实用价值,道德上也站不住脚。
　　所以,梳理源流我们会发现,在整场五四运动中,对儒学批判最狠、最为“诛心”的那一派声音,其实都是章太炎的弟子或者“私淑弟子”发出的。鲁迅等人直接或间接地继承章太炎此时对于儒学这种“全方位批判法”并将其发扬光大。所以说起来,其实是章太炎这个国学大家亲手点燃了五四运动批判传统的第一把火。
　　然而,对于章太炎本人而言,他此时对儒学如此不留情面,其实也动机不纯。说起来无非出于“公义”又兼“私愤”:从公义上说,《民报》当时最主要的任务是为同盟会所倡导的共和革命摇唇鼓舌,儒学作为中国数千年皇权一直披着的外衣,当然首先被视作攻击对象。而从私愤角度而言,其实任谁都能看出,章太炎此时笔下孔子形象其实无限接近他所痛恨的保皇党领袖康有为。章太炎的这种论述方式,毫无疑问是在指桑骂槐。
　　然而,此时意气风发的章太炎,不仅没有料到自己亲手播下的种子在未来将掀起怎样的滔天巨浪。更没有想到,当巨浪来临后,他会站在这场浪潮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