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荒田　
　　作为给人生价值观托底的“底线”,谈得滥了,且换个角度。“底线”在抵御世间种种人为与自然的袭击时,变成“防线”。　　　
　　且看一个切近的例子。一天早上9时,我路过一所教堂,门外狭窄的过道上,一个流浪汉在蒙头大睡。用中国庄稼人的说法,已是“日上三竿”,忙于生计的人早已离开家门,紧张工作,他却如此安逸。听着细微的呼噜声,我想,他放弃了“男人必须有个家”的防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活不下去——露宿街头,不必支付房租、水电费,前提是不太冷、不下雨。10分钟后,我往回走,路上行人多起来了。流浪汉刚“起床”。看清楚了,是白人,二十多岁,瘦高个子,面目清爽,无横七竖八的胡子茬儿。衣服不脏,稍加拾掇,换上西装,就是企业经理的派头。我走近,看到人行道上一道带泡的水痕从棉被边沿流过,马上明白,他已和所有“有家”的人一般,办了醒来后的第一件急事:解手。他注意到我发现了他的“案底”,下意识地采取一个动作——脸孔紧贴教堂的大门,为的是不让我看到真容。我知趣地掉过脸去,放他一马吧!于是,我想及,“不要家”的人还有一道防线:自尊。
　　跨过流浪汉制造的“水渍”,围绕“防线”浮想联翩。想到两个文化巨人——贝多芬和歌德。1812年,42岁的贝多芬和63岁的歌德,在风景如画的波西米亚一个叫托帕列兹的浴场第一次见面。此地是中欧各国达官显贵聚集的避暑胜地。两人边走边聊天时,奥地利王室的皇后、太子和侍臣迎面走来。两人远远看见,贝多芬说:“让我们手挽手地前进,他们会让路的,而不是我们让他们!”歌德却不肯挪动一步。王室的人马经过时,歌德站在路边,帽子拿在手里,深深地弯腰。贝多芬呢?王室的人是认得这位声名如日中天的音乐家的,太子向他脱帽,皇后向他打招呼。他却“按了一按帽子,扣上外衣的纽扣,背着手,往最密的人群撞去”。本来,贝多芬是歌德的崇拜者,曾说:“歌德的诗使我幸福。”但目睹大文豪的媚态,贝多芬受不了,怒气冲冲地走了。
　　且比较这两位巨人的“防线”,歌德出身于名门,家世富有而显赫,从27岁起在魏玛公国当枢密顾问官,同时是名满天下的天才作家。在占据主流的中国文人眼里,这种世俗富贵与文坛至尊兼而有之的状态,堪称完美。贝多芬却相当倒霉,从两年前开始,耳朵变聋。
　　和我所见的流浪汉一样,他们也有“防线”:第一道,获得他们所追求的,他们都做到了。第二道,维护已到手的,他们都这样做了,表现却形同水火。可见问题出在所追求的不同。歌德要的是上流社会的认同。贝多芬却在乎艺术,蔑视一切虚伪和不公正。两人的价值观终于在这一瞬间摊牌:面对贵胄,是献媚还是傲视?如何维护自身尊严,乃是焦点。而傲视权势,是贝多芬一贯的个性,早在青年时期,他和待他不错的李区诺斯基亲王反目,临走时留下的条子是这样的:“亲王,您,是靠了偶然的出身:我之为我,是靠了我自己。亲王们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至于贝多芬,却只有一个。”
　　且回过头去看流浪汉,他死也不肯让我看到“随处小便者”的脸孔——足见,即使抛弃自尊能够活得自由一些,但作为心理最后的支撑,不是说扔就能扔的。　
　(据《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