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九龙
　　顾炎武的“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是胡适晚年最喜欢的诗句,曾多次题赠给友人。胡适曾在一次演讲说,我们要走的路是长期的远路,是绵绵无绝期的远路,走远路不怕晚,“不须愁日暮”。今天黑了,明天起早行。我们老了,还有无数青年人在。一代完了,还有一代继起。
　　有些人,盖棺仍难定论,胡适就是其中之一。
　　蔡元培说他“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唐德刚称他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季羡林则评价他是“一个异常聪明的糊涂人”。
　　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归来,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引起了国内的轰动。胡适此后数十年一直努力推动白话文学,并为此作了许多白话诗歌,与支持文言文的北大教授黄侃之间的争论产生了许多趣事。
　　他是“整理国故运动”的发起者。1923年胡适创办《读书杂志》和《国学季刊》,提出“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的口号,拟定一近两百部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投入巨大精力进行国学研究,使得关注传统文化的思潮一时风行大江南北。
　　他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认为青年排队游行,高喊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事业,而应该安心独坐图书馆,踱进研究室。此主张遭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文化界人士的反对。
　　他痴迷学术,强调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验主义”精神,一生希望在学术上立足,却屡屡碰壁。胡适后来在美国十年,除了做中国图书馆管理员外,全部精神都用在《水经注》的考据上,这种不朽的盛业,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不料他考据出那种“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妙论,却被学界评价“一钱不值”。钱穆直言,胡适“是个社会名流式的人物,骨子里不是个读书人”。
　　台湾学者江勇振写胡适的传记,四卷本,差不多280万字,可谓把胡先生扒了个底儿朝天。名士风流、社交宠儿、妇女之友、国师策士,这些标签都属于胡适,可依然很难说这些就是胡适。
　　前段时间《无问西东》很火,很多人都在讨论西南联大精神的衰落。郑天挺当时是西南联大的总务长,作为学者的他,根本不想当这个总务长,朋友们劝他:“以大局为重,你个人就做出一点牺牲吧。”胡适多元的一生,何尝不是跟时代妥协和斗争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