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任驻美大使,低调中有底线
　　齐鲁晚报:“我的朋友胡适之”曾是民国时期的一句流行语,当时大家纷纷以与胡适结交为荣。不过,因为各种原因,很多朋友最终跟胡适分道扬镳,甚至“划清界限”。胡适是怎样看待朋友之变的?
　　林建刚:毫无疑问,20世纪知识分子中,论朋友之多,胡适应该排名榜首。在上世纪50年代的胡适批判运动中,胡适的许多朋友,在心理压力与精神压力之下,说了很多违心的批判胡适的话。对这些朋友的变化,胡适非常同情,非常理解,他觉得这是朋友们为了生存不得不采取的举措。
　　1930年4月30日,胡适给杨杏佛写过一封信,信中有段文字,最可以体现胡适的这一风范,他说:“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齐鲁晚报:对待抗战的问题,胡适一度保持着低调,被人戏称是“低调俱乐部”,甚至有人称他是汉奸。出任民国政府驻美国大使时,胡适又力主一战到底。在战与和的问题上,为什么胡适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如何评价他在抗战时期的外交策略和外交表现?
　　林建刚:在抗战问题上,胡适的态度是非常有意思的。从1931年9月到1937年8月,这一段时期,在抗战问题上,与青年学生比起来,胡适的调子确实不高。胡适提议国民政府应尽快与日交涉而非宣战,他还一度寄希望于国联,并评价国联的调查报告是代表世界公论的调查报告。如果说青年学生是高调的激情爱国,胡适则是低调的理性爱国。在他看来,日本在当时是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军事强国,而中国还是一个没有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在这一情形下,中日之战,越晚发生,越对中国有利。因此,胡适在这一时期,大多希望国民政府通过交涉并妥协的方式来谋求一个避免战争的结果。
　　低调归低调,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胡适也是有原则有底线的。1935年,当日本的土肥原贤二等人利用萧振瀛等人谋求华北自治之时,由于国民党的党部与军事力量此时都已经退出北平,在华北局面岌岌可危之际,胡适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亲身目击这一幕的傅斯年看到如此慷慨激昂的胡适,禁不住潸然泪下。
　　出任驻美大使后,当国民政府内部高层中何应钦等人希望谋求和平之时,胡适则坚决反对。为何如此呢?原因也很简单。出来调停的是德国大使高德曼。而当时的纳粹德国,在某种程度上,与军国主义的日本,乃是一丘之貉。二战的本质,在胡适看来,乃是民主与极权的冲突。因此,他主张要看长远不看近处唾手可得的小恩小惠。德国调停中日,一旦成功,中、德、日三国的关系可能会有短暂的蜜月期,战争也可能暂时中止,却失去了美国、英国等国的同情,在胡适看来,这属于得不偿失的买卖。他希望的是中国跟美国、英国站在同一战壕之中。后来历史的演变,也正是如此,由此也可见胡适的政治眼光。唐德刚说胡适是“照远不照近的一代文宗”,我这里补充一句,在外交方面,胡适亦可称为深谋远虑的外交家。
　　胡适的外交策略,可以概括成一句成语:“苦撑待变”。苦撑,指的是中国方面。此时面对日本的侵略,没有其他国家援助我们,我们只好用空间换取时间,苦撑下去。待变,“待”的是国际局势的变化。尤其指的是日本侵略政策的变化。一旦日本侵略美国,美、中将结成抗日同盟,一旦有了美国的帮助,中国对日战争的胜利自然也就有了保障。
　　齐鲁晚报:胡适在驻美大使任内,4年竟领得27个荣誉博士学位。身为战时大使,百务缠身,却“不务正业”,引得时人“先生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的争议。如何评价胡适此举?
　　林建刚:毫无疑问,胡适驻美大使期间,接受了很多美国名校的博士学位。这让当时的很多人都不满意,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公开披露的蒋介石日记有明确记载。因此,当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特使前往美国华盛顿后,就公开批评胡适接受众多名誉博士的举动。不过,很显然,胡适并没有听宋子文的。因为宋子文提了这个意见不久,胡适就又去接受了几所美国名校的名誉博士学位。关于这一点,一方面说明了胡适爱惜名誉,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胡适希望通过演讲的方式来影响美国民众。因为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时,大多都要做演讲。胡适就通过这些演讲,影响美国民众关注中国的抗战。可以说,这里也有胡适的苦心。
　　“不务正业”的胡适,在驻美大使任上,却做出了一个最重要的贡献。他阻止了日本与美国谋求和平的努力。据罗家伦披露:1941年秋天,日本派莱栖和野村为特使,前往美国商量太平洋的和战问题,他们提出一个方案,要美日双方同意一个妥协方案。与胡适关系密切的罗斯福总统特地将这件事告诉了他。在征求了国民政府的意见之后,胡适竭力阻止了美国与日本谋和的行为。这是胡适在驻美大使期间做出的影响历史进程的最重要的贡献。
学术著作“烂尾”,不弃公共关怀
　　齐鲁晚报:胡适自美国归国后,曾表示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很多人也曾建议胡适潜心治学,不要做一个“好事者”。然而,胡适一生还是主动跳入了政治漩涡中。什么促使了他的转变,如何看待胡适的这种人生选择?
　　林建刚:讲学复议政,是胡适的人生选择。也就是说,他完全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成为一个第一流的哲学史家、文学史家,写出一本很够水准的《中国通史》。但是,很遗憾,因为他热衷于议论政治,使他的很多学术著作,都成了烂尾工程。《哲学史》没有下卷,《白话文学史》没有下卷。《水经注》版本考据也没有写成最后的意见。作为学者,这毫无疑问是巨大的遗憾。
　　不过,倘使没有胡适在《努力周报》与《晨报》的政论,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就缺少了重要的历史文献《争自由的宣言》,也缺少了“好政府主义”的理论主张。如果没有《新月》杂志上那些有光有热的文字,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就完全少了“人权与约法”之论争。如果没有了《独立评论》,20世纪言论史上就缺少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1930年的理性而睿智的声音,如果没有上世纪50年代的《自由中国》,中国台湾的制度转型也会遭遇更多障碍。
　　学术上的胡适在当下的时代,似乎已经隐身到了学术史上,不过,作为知识分子的胡适,作为言论家的胡适,在当下的时代,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加光彩照人。
　　齐鲁晚报:胡适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两千多年的文言文。从政治回归学术后,他却在研究《水经注》上下了很大工夫,对研究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这是否前后矛盾呢?
　　林建刚:前后并不矛盾。因为胡适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他晚年整理研究《水经注》版本问题,一方面,是为他的安徽老乡戴震辩冤白谤,另一方面,也是在示范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也就是如何将古代的考据学演变成一种科学方法。胡适一直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水经注》版本的研究,某种程度上,胡适就是通过这一案例在实践自己的学术主张,展现自己的学术研究方法。
　　齐鲁晚报:提起民国的思想家,人们总习惯于将胡适与鲁迅比较。李慎之甚至说:“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胡适的世纪”这一判断是从何而来,胡适的思想对我们有哪些启示?
　　林建刚:李慎之的这一判断,毋宁是一种美好的期盼。至于21世纪,能不能成为胡适的世纪,在当下时代,似乎还很难说清楚。对当下而言,胡适是一味药。按照他的主张,我们可以得尺进尺、得寸进寸地改良,希望由此来实现我们的目标而非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