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倩

　　一个文人或学者与一座城市的关系,不仅是成就与被成就的关系,很多时候也是精神层面的同频共振。1929年1月,李长之写过一篇散文《猫》,其中有段关于读鲁迅《热风》的文字,现在读来依然让人精神振奋,“‘鲁迅’这两个字,我一见了,我便觉得是滚圆的活跃的血似的长虫所盘拢的躯体,也就仿佛是温泉所奔流着的路径。中国的社会,不错,有了曙光了,但是积厚沉阴的暗霾,那是需要雷和闪的——纵然是隐隐然的小雷,萤火似的微弱的电花。”
　　这是李长之首次写关于鲁迅的文章,虽然算不上研究,但是,的确有一种炽热情感和思想积淀在里面。引人注目的是,创作地点是在济南。
　　他在《鲁迅批判》后记中交代道:“我住的地方是济南,文章是发表在迁在泰安的省政府所办的《山东民报》上。省政府为什么不在济南呢?因为那时济南是被日军占领了。这点亡国之痛的感觉,不想竟是早早尝到了的。济南自从张宗昌去后,人才有自由看白话文的书,写白话文的文章,但大家似乎肢体拘久了,刚放开,都不知如何伸展,从前接触过的白话文,都似乎不知如何着笔。这时帮助我恢复了表现的能力的,便是鲁迅的作品,而开头是这里提到的《热风》。我开始又写白话文,也就是起自这篇散文《猫》。当时用的署名是尝之。”
　　相隔不久,2月14日,他又写了第二篇关于鲁迅的文章,《读<鲁迅在广东>》,“鲁迅之冲锋陷阵的战绩,对于宗法社会对封建思想的搏肉,也可以说赫赫然大白于天下矣。无论粗浅的,细微的,热烈的,和平的,对于鲁迅也算都有一番认识了。幼稚的我,也有一番幼稚的景慕。”如果说第一篇《猫》是鲁迅研究的初试笔,那么这篇文章就是他思想的卷入和兴趣的升温,理解和剖析鲁迅,获得一种鞭策和鼓励,也使他重新认识自己。
　　然而,这并不是李长之研究鲁迅的序章,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引子,不久他又转向自然科学了,直到1931年夏天。他重新归队到文学战线上来,开始写关于鲁迅的文章。写的过程,也是思想操练的过程,对于一个二十冒头的文学青年,势必会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是,李长之从一开始就抓住了研究鲁迅的思想内核,“生存这观念,使他的精神永远反抗着,使他对于青年永远同情着,又过分的原宥着,这也就是他换得青年爱戴的根由。”“鲁迅的中心思想是生存,所以他为大多数的就死而焦灼。他的心太切了,他又很锐敏地看到和事实相去之远,他能不感到寂寞吗?在寂寞里一种不忘求生的呼求和叹息,这就是他的文艺制作。”鲁迅的寂寞深处蕴藉着他巨大的悲悯,李长之沿着他的“生物学的人生观”游走,进行深入探索。
　　在济求学期间,李长之的同学有季羡林、臧克家。作为同学,季羡林先生曾在《追忆李长之》一文中回忆道,“长之是我一生中最早的朋友。认识他时,我只有八九岁,地方是济南一师附小。”童年时期的经历,为成长涂抹精神底色。那个时候,季羡林不知学习用功为何物,把精力放在了痴迷旧武侠小说,大明湖畔钓虾钓蛤蟆上,而李长之则不同,每学年成绩张榜时,他的成绩总是位居第一或第二。1919年,王祝晨兼任附属小学的校长,受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他改用白话文教学,由《新式教科书》换成《新体国语教科书》,同时学校图书馆也对外开放,一下子点燃了李长之阅读的兴趣。在国文老师张信庵的推荐下,他担任了图书馆的小管理员,能够有机会阅读大量进步期刊和书籍,第一次读鲁迅《呐喊》。他说,“我受影响顶大的,古人是孟轲,我爱他浓烈的情感,高亢爽朗的精神；欧洲人是歌德,我羡慕他丰盛的生命力；现代人便是鲁迅了,我敬的,是他的对人对事之不妥协。不知不觉,就把他们的意见,变作了自己的意见了。”这为他后来研究鲁迅埋下了思想伏笔,最关键的是他是站在“养育于五四以来新文化教育青年的立场上”加以评判,他对鲁迅的那支锐利又带有温度的笔感同身受。
　　1926年夏天,李长之从山东省立一中毕业,考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中文科,后又转入理科,与季羡林再次成为同学。这期间,他一头扎进古典文学的浩瀚世界中,《公羊传》《墨子》《诗经》《史记》《苏东坡乐府》《陶潜集》《辛弃疾长短句》,等等,他的海量阅读甚至严重影响到他的成绩。凡事皆有利弊,他如饥似渴地汲取古典文学养分,在日后写《鲁迅批判》时派上用场,使得思想晶莹丰厚,评论张弛有度,不因权威厉害而扭曲批判方向。就像他曾针对国人做学问的现象进行的批评,“治学要恨,要如老吏断狱,铁面无私；要如哪吒太子,析骨还父,析肉还母；要分析得鲜血淋漓,万不能婆婆妈妈,螯螯蝎蝎。所以我说,应该提倡‘理智的硬性’,我不赞成脑筋永远像豆腐渣一样,一碰就碎。”这种理智的硬性,正是源自多读经典,专注学问的深厚功底。
　　环境对人的影响至关重要,比如,李长之对鲁迅的分析,“进化论的,生物学的,人得要生存的人生观,在奚落和讽嘲的刺激下的感情,加上坚持的简直有些执拗的反抗性,这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的地方,环境把他的性格和思想的轮廊给绘就了,然而他自己,在环境里却找到他的出路了,负荷起了使命。”同样的,当年校园内外的宜人环境和淳朴民风,也成为李长之求学和生活的催化剂,就像他的美好回忆,“校址的确不错,一出门是水,几株老了的柳树,都弯向水面,和那倒影兜成一个圆圈儿。有夕阳的时候。特别美,在黝黑幽深的水面上,仿佛镀上了一层金饰。水不是河,而是水田,绿绿的一大片,有稻,有藕荷。倘若说济南有点像江南的话,恐怕只有这种地方才可以有资格。”
　　“济南有点像江南”,寥寥几句,李长之就勾勒出济南的印象,济南的性格,以及济南的柔软之美。陶冶情操,也滋润心灵。其实,这也从侧面映照出在济南读书生活的惬意。就像当年老舍客居济南四年多的时间,成为一生文学创作的高峰期,李长之在济求学期间的充实和愉悦,也为他多年后的文学批判奠定坚实的基础。
　　“尽力之所能,写出我一点自信的负责的观察,像科学上的研究似的,报告一个求真的结果而已。”阅读鲁迅,李长之是一座绕不过去的高山,不仅受教于他“说好是真说好,说坏是真说坏”的追求真理,以及德国精神分析法的尝试,更多的是对他独立人格和批评精神的一种传承。而他在济南“结缘”鲁迅,为写《鲁迅批判》进行的思想操练,孕育于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开放环境,成长于清泉跃动精神拔节的泉城大地,这既是一种美好的机缘,也是永远难以忘怀的他乡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