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谓:中国今后在各个方面出许多专家不难,但要再出几个像启功、王世襄、朱家溍这样的文化人却不容易了。这话的意思是,后来人很难具备他们那样的综合文化素养。
　　赵珩,原北京燕山出版社编审、总编辑,其父赵守俨是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主持过“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由于父辈关系,赵珩同时与三位先生都有交往。在《逝者如斯》一书中,他以沧桑笔墨叙述与这些前辈的故事,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这既是一部师友记,也是一部浓缩的当代中国文化史。
　　王世襄、朱家溍是北京城有名的收藏家。他俩并非学院派,有人就此说王世襄、朱家溍的学问是从玩闹出来的,其实不然。他们都有很深的旧学功底,包括经史之学、文献之学,很多是从小时候训练出来的,现代的学校教育多没有这种训练。
　　王世襄虽然是燕京大学文学院毕业,但是后来并没有用上所学的东西。朱家溍在辅仁大学读的是国文系,倒是与幼年的读书经历有了更多的契合。朱家溍刚上大学时想学素描,后来余嘉锡、沈兼士说:“你学这个干吗?还是好好读经史。”他就没有再学素描,放弃了走绘画这条路。但他中国画画得相当棒,字也写得很好。
　　可见,幼年的熏陶和所处的文化氛围给了他极大的益处。而现在,很多人缺乏基本的文化造诣,写旧体诗写不了,因为不懂格律；写字写不了,因为没有幼年临池的基础。这样的底子,出大师的几率自然就小多了。
　　老一代学人大多个性鲜明。朱家溍是一个非常本色的人,在他身上看不到包装的色彩。从朱家溍的文章中也能看到,绝没有用理论吓唬人,没有那么多起承转合,只是就事说事,语言也非常朴实,这就为学院派所不重视,觉得他没有什么理论。实际上,朱家溍的很多理论尽在不言中。
　　赵珩认为,现在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假大空的文章,往往言之无物,完全没必要写那么长,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问题,非要搞得那么玄妙。“朱家溍的文章没有这些矫揉造作,其中蕴含的知识和道理却是永远都不过时的。”
　　启功是典型的学院派名流,可从来不骄矜自持。启功与赵守俨是故交,赵守俨主持修订“二十四史”,请调启功点校《清史稿》,将他从“文革”漩涡中救出,启功对此很是感激。
　　赵珩回忆,1993年6月,赵守俨住院期间查出肺癌,启功得知消息后非常焦急,多次打电话询问病情。他曾两三次到医院看望赵守俨,尤其是在1994年春天,他从香港归来不久又住院,出院后立即扶杖到病房来看望赵守俨。
　　1994年4月13日,赵守俨病逝,考虑到启功年龄大了,赵珩没敢惊动,可是告别仪式上,启功还是来了。仪式开始前,赵珩夫妇去休息室向大家致谢,启功握着赵珩的手一句寒暄客套话也没有,但却老泪纵横,情谊尽在不言中。
　　后来,赵守俨的文集出版,启功欣然为之题写了书名。据说后来有人问他:您题写了那么多的书名签,觉得哪本书写得最好?启功不假思索地道:“赵守俨文存”写得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