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晚辈对长辈的追忆,还多少有些“溢美之词”和“为尊者讳”,那么学者自己的回忆则更加趋于真实自然。
　　陈岱孙,著名经济学家,出身于大名鼎鼎的“螺江陈氏”。陈家世代书香,最辉煌的时候,一家之中曾有六子中举,“兄弟三进士,同榜双夺魁”,清末最后一位帝师陈宝琛就是陈岱孙的伯祖父。陈岱孙的外祖家也非常显赫,外祖父、舅父都是清政府驻国外的公使。无论父系还是母系,陈岱孙的家族皆堪称名门。
　　陈岱孙在清华长期任教,直到院系调整后进入北大。因此,他一生的桃李事业,乃至生活,就是从清华园到燕园。在晚年的回忆集《往事偶记》中,他对时任清华校长梅贻琦印象颇深。
　　抗战期间,清华南迁,组建西南联大。当时在昆明,各机关都有一小汽车,供首长使用。在空袭频繁的年头,在城里发出警报之后,不少机关的首长纷纷乘坐汽车出城到乡间躲避。清华大学当时也备有一辆小汽车供梅贻琦使用。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后方的通货开始急剧膨胀,物价日升,师生生活日趋困难。梅贻琦毅然封存汽车辞退司机,每日安步当车,往返寓所和联大办事处。遇有应酬,则以人力车代步。
　　在躲避空袭时,他和师生们一起,出联大校舍的北门,在北门外小山上,席地坐于乱坟之间。在飞机临头时,又一起跳入乱坟间事前挖好的壕沟中,观察炸弹的投向。这一镇定坚毅、平等、同艰的行为,在西南联大起了不言而教的作用。
　　在这一艰难时期,许多学者仍然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和科研工作。抗战前,物理学家周培源在清华从事关于爱因斯坦引力论与宇宙论的基础理论研究,由于战争中颠沛流离生活的干扰而中断。
　　到了昆明之后,周培源改而从事流体力学中湍流理论的研究。龙王庙村的小楼不受日机空袭的干扰,为他提供了条件。除了固定日期进城上课外,他整天关在小楼工作。陈岱孙回忆:“我们和他达成谅解,即便我们来到他的住处,名为做客,我们可以自行游玩、休息,完全不要他下楼操心。”周培源于是就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坚持他的研究工作。
　　周培源在1940年发表的关于湍流理论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出来的。关于湍流的研究工作他后来一直在进行,其研究结果曾经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为国内外同行所称道征引。
　　再说回陈岱孙。他家境殷实,当年名校毕业,翩翩正年少,游学欧洲各国,为了听一场最纯正的歌剧,他不惜专程从巴黎赶去意大利。他会“打篮球、打高尔夫球、游泳、打网球、打猎、跳舞,尤其桥牌打得精彩”,这些特点简直是爱情文艺小说中男主角的标志。
　　抗日战争打响的时候,他连家都没来得及回,直接随清华南迁。抵达长沙时,除了身上穿的一件白夏布长衫,别无长物。按理说,出身世家,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在清华工作,又拿着四百银圆的高月薪,应该最不能忍受生活的艰苦。可是在西南联大的八年,他住过戏院的包厢,尝过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承受过手稿在战争中化为乌有的打击,却依然坚持了下来。
　　1995年,他95岁生日的那天,北大为他举办了盛大的庆祝会,他的学生们从世界各地赶来,有的已白发苍苍。他的致辞简短极了,他说:“在过去这几十年中,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一直在学校教书。”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从昏迷中醒来,要看钟。他的子侄们拿给他,看后,他点了点头。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仍保留了每天六点半起床的习惯。
　　晚清以来中国的这一两代知识分子,经历了百年来的风风雨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环境让他们历经坎坷与磨难,但是他们一生矢志不渝,从治学到为人,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念和追求。他们是大时代的亲历者,也是历史的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