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乾隆五十八年阴历八月初十,在清帝热河行宫,乾隆皇帝接受了大英使臣马嘎尔尼勋爵的觐见……这注定是一次载入史册的觐见,其意义不仅在于东西方两大帝国在相互试探中实现了权力顶层的首次交往,还在于这次事件成为后来学者试图解构清廷没落的一把“钥匙”。
　　此前,包括费正清在内诸多学者对此以“中国中心论”为研究视角,得出了“十全老人”乾隆颛庸昏聩、夜郎自大的结论,同时认为,近半个世纪后相继发生的两次鸦片战争也正是此时埋下的“因”。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何伟亚的研究方法区别于此前学者。在《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一书中,他将清英两大帝国放到一个相对平等的历史层面,特别是摒弃了以后来发生历史事件为论据的先入为主观点,着重从清帝国统治状况的全景式考察和宾礼视角进行分析研究后发现,在使团访华的整个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争执和迷惑并不是跨文化的误解,清廷拒绝的乃是马嘎尔尼描述礼物时所赋予其的优越性。何伟亚认为,这一事件反映的“不是文明或文化冲突,而是两大帝国构建之间的冲突”,或者说“这是两个扩张性殖民帝国的接触,它们中每一个的组织原则都与另一个不相兼容”。
　　在国际外交礼仪尚未形成普遍共识的时代,对东西方礼仪差别化予以足够的宽容,这是相互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前提。然而,此前尚未形成高层接触的两大帝国显然各秉雄心。“到马嘎尔尼勋爵携乔治三世的信函到达清廷时,清帝国是世界上最广阔、最富有、人口最多、连成一片的政治实体”。与此同时,虽然工业革命刚刚萌芽,其成果还需要一段时间才得以显现,但赢得七年战争,并在向东殖民上收获甚多,尤其是海洋霸主的确立……英国同样拥有足够资本傲视全球。尽管乔治三世的信函充满了谦卑,但他的使臣马嘎尔尼显然不愿意入乡随俗。
　　何伟亚对清廷礼仪制度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乾隆之所以选在热河而不是北京接见英国使臣,并非有意怠慢,而是推行“多主制”的清朝,试图以这种方式弱化英国人对“朝贡体制”的不适。在马嘎尔尼坚决反对跪拜礼仪后,乾隆非但没有坚持,还要求朝臣按照马嘎尔尼的要求,向乔治三世画像行礼,以示对等。这一点,在清廷礼仪中算是史无前例。清廷的礼仪虽然不能用“恰当”一词,但也费尽心思,极大限度地尊重了马嗄尔尼的意见。不过,马嘎尔尼似乎并未意识到乾隆释放的巨大善意。至于一路上周密招待、补足给养等,不知是马嘎尔尼认为此乃理所当然,还是心不在此,字里行间反倒觉得这是乾隆不想见他的拖延推诿之策。
　　在何伟亚看来,觐见仪式上引发的冲突,并非因为仪式本身。马嘎尔尼此番访问,打着的旗号是为乾隆皇帝祝寿。在清朝的话语体系里,给皇帝祝寿的意义不可超越。所以马嘎尔尼无论是想抛出六条还是十三条建议,终归是对这一主题的削弱。即使乾隆没有把不悦表现得那么直白,但马氏这样在礼俗场合王故左右而言他的做法,并不符合清廷礼仪传统,有对皇权蔑视、对皇帝本人大不敬之嫌。乾隆对马嗄尔尼不远万里带来礼物的轻蔑之态,更像是一种礼仪上的矮化,像是对马嗄尔尼“无礼”的变相回击。
　　需要指出的是,在此前,清廷收到报告,“称英国卷入西藏叛乱,而叛军随后即与清廷驻藏部队交战”。马嘎尔尼的极力否认,显然并未能说服朝廷,只是乾隆念及客人远道而来,没有过分计较,但并不代表这件事在乾隆心里没有一丝阴影。当所有事情叠加后,双方冲突便不可避免。礼仪冲突充其量只是双方对一系列事件认知差别的外在表象。
　　与大英帝国志在全球范围内的开疆拓土不同,大清帝国则致力于向内的和平安定,其所有政策也是力保皇权治下的万世太平,海禁便是写照之一。正因为如此,除了那些来朝贡的外国使臣,清廷向来是把外国人安置于边疆地带,包括贸易也是尽可能远离朝廷。英国要求开放北方口岸,这必然远超清廷想象,没有任何通融余地。
　　毫无疑问,清朝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对于远道而来的西方贵宾缺乏深入了解,似乎也没有长远接触和深入交往的打算,所以处处防范。表面上热情接待,实际是半招待半监督半限制,让马嘎尔尼既觉得盛情难却又迈不开四处打探的步子。至于整理军队,故意示强,更是弄巧成拙。
　　对于遥远的清帝国,英国之所以还算客气,一是因为路途太过遥远,二是对于东方帝国因不甚了解而形成的某些忌惮。当他们彻底摸清清朝的底数后,战争的脚步便不再遥远,尽管鸦片贸易这一由头会背负沉重的道德枷锁,他们也毫不在乎。需要说明的是,“日不落帝国”在海外的每一次登陆,一开始大都像马嗄尔尼的这次出访一样表现得谦卑平和,挑不出什么毛病。但当力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借助强力占领便自然成为他们理直气壮的选择。这一点英帝国在非洲大肆掳夺奴隶和珍宝、在南亚苏门答腊争夺香料、在北美洲争夺海狸皮毛等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此说来,礼仪冲突只是两大帝国内在冲突的外化表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