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育飞

　　“史家之绝唱”的《史记》,在中国,能全文读完的人并不多；要让域外读者喜欢,更须技巧。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宫崎市定(1901-1995)78岁时为岩波书店所写《解读〈史记〉》(译名《宫崎市定解读〈史记〉》)一书,条理分明,不但可引扶桑读者入胜,也颇吸引今天的中国青年爱上《史记》。
　　《史记》伟大,但难懂。东汉人就对《史记》一些词语感到费解,故有延笃的《史记音义》。越往后,《史记》的注释越来越多,书也越来越厚。面对厚厚的《史记》,一般人望而生畏,而《史记》的阅读群体就不容乐观了。于是,有人重编白文本,删减注释甚至原文,让读者直接阅读原文。由此,《史记》有了厚厚的注解本,也有了薄薄的白文节本。这是《史记》注疏的简史,也是宫崎市定《解读〈史记〉》一书开篇所着重介绍的。明白《史记》的文本变迁,是为了更好地读《史记》。是书的第一章即是《〈史记〉的读法——我们曾经怎样读〈史记〉》,这种著述策略深得传统中国学问精华,也显然受到朱熹《朱子读书法》的影响。
　　读书得法,方能有得。《史记》最精华的部分,宫崎市定一一涉及,且多有通达之见。譬如,关于项羽、吕后是否当列入《本纪》问题,司马光《资治通鉴》将二人剔出；而《史记》在《本纪》中给项羽和吕后以位置,似乎也与他创立《本纪》的体例不合；中国学界对此多有争议,从而引发对司马迁自乱体例的批评,但宫崎市定认为这种争议毫无必要。他说:“在司马迁看来,无论本纪、世家还是列传,都是他自己设立的体例,如何运用完全是他的自由。体例的设立应当是为了记述的便利,如果因为体例的存在而受到束缚,无法从心所欲地下笔,这真是世界上最傻的事了。”史家的这种自由,在宫崎市定看来,就是“史家的特权”。又如《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一句云“牛蹄角千”,裴骃《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注云:“百六十七头也。马贵而牛贱,以此为率。”为什么“牛蹄角千”是指167头牛呢?历来的注释家认为牛有四蹄、二角,一千除以六是166.7,四舍五入就是167。宫崎市定则认为牛是偶蹄动物,实际上一头牛有八蹄,所以一头牛的“蹄角”是十,一千除以十,是一百。也就是说“牛蹄角千”应当指代一百头牛。宫崎市定的说法显然更为合理,从中也可见他做学问细密的考证方法。
　　宫崎市定虽有发挥,但都基于传统《史记》研究的成果。他对《史记》研究的大胆构想则见于该书附录《〈史记〉中的女性》一文中。宫崎市定十分看重这篇文章,在给弟子吉川忠夫的信中曾明言该文“隐藏着解读《史记》奥秘的终极钥匙,我深感不读此文就无法迫近真相”。在那篇文章中,宫崎市定通过分析《史记》中的夏姬故事的吉光片羽,遗憾司马迁没有为那位春秋时极为豪放而传奇的女性立传。进一步地,宫崎市定认为秦汉以前中国社会的女性并不如后世儒家道德笼罩下的那样,然而司马迁只是不情愿地予以记载,她们的行为实际多是自由不羁的,但司马迁“似乎有意用恶意的笔调对待她们”。宫崎市定在分析司马迁的心理时大胆推测:“或许是司马迁被处以宫刑后人生观也发生了变化,开始对女性抱有嫌弃憎恶的感情。”宫崎市定认为自己是破解《史记》奥秘的顶尖侦探,而钥匙则是司马迁之受宫刑。宫崎市定如此自负于这点发现,并非毫无根据。中国学者研究历史,对受宫刑者一般而言都是恶语相向,如东汉以来的诸多宦官,然而司马迁却是一个例外,甚而成为“发愤著书”的典范,其中原因,大费思量。无须讳言,即使到今天,多数中国读者对宫崎市定这点自得恐怕仍不能同意。然而应当承认,宫崎市定的确指出中国传统学者讳言的一个问题,且这一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因为他敢于大胆言说,故此书还有不少类似闪烁光芒的观点,颇值读者寻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