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与书

齐鲁晚报     2019年11月23日

  □种歌

  七月十五红鼻枣,八月十五就摘了。
  前几年回老家过中秋节,望着门前长成的几棵小枣树,结满青、红色的枣子,我便安排四弟来完成打枣这个任务。不多时,四弟便提着半篮子红枣拎进家门,首先放到了母亲的面前。由此,我想起四十多年前,屋后那株大枣树,与我最初买书结下的不解之缘。
  上小学的时候,正值“文革”开始,课本里没有什么故事之类的内容,自己则从老草屋棚上找出几本旧书,一翻看是父辈们上初级学校的课本。书中有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也有互助组、合作社的时事消息。至今记得有这么一组谜语:“什物身高三尺开黄花,黄花熟了结青果,青果熟了开白花。”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山东农村种植棉花与家庭养蚕是常见的事,所以上组谜底是棉花。打那以后我对书渐渐产生了兴趣,但因家里穷,姊妹又多,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哪里还有闲钱买书啊!
  到了初中,我还是萌生买书的念头,从小人书买起,要是超过二毛钱就舍不得花。第一次想买厚本故事,与母亲商量,母亲说:“咱家哪有钱!”“把咱屋后大枣树结的枣子卖了,再买书,行吧?”“你们不吃啦?”“少吃点。”母亲稍停一会儿说:“你自己去打吧!”我高兴地拿起竹竿,爬上大枣树,也不怕荆棘和毛蜇虫,赶紧忙了起来,最后摘满一篮子红艳艳、圆溜溜且带着些许绿叶的鲜枣。
  翌晨,我挎上这篮枣来到乡村集市上,很快就卖光了,数了数,整一元八角钱。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做生意,况且连秤还不会使。
  回家吃过早饭,我和母亲打了声招呼,便徒步去离家十多里地的薛城新华书店。问起店员有没有打仗的故事书(当时我还不了解小说这个词),店员很和蔼地答:“只有一本《不息的浪潮》,是写部队上的事。”是关于打仗的吗?好看吗?我翻阅一会儿,便决意买下来,付了一元六角二分钱。
  当我回到家里,母亲批评一句:“你买这么贵的书!”母亲话不多,却深深教育我,钱来之不易,农家人读书亦难。可她心里怎能不想让儿女多读书早日成才呢!母亲一辈子识不了几个字,却每逢腊八节的时候,总要吩咐我们兄妹给大枣树抹粥。据说,抹上腊八粥,来年枣子稠。
  我当兵第二年,在部队收到父亲一封来信:“咱家翻盖瓦房了,生产队烧砖,用咱家的土换砖,所以宅地往下坐了一米,并且连那一搂粗的大枣树也刨了……”阅后,心里酸楚楚的,好似知识的海洋,少了一条注入的小溪。早年用卖枣的钱买的那些书曾给予我许多启迪,无论军旅生活还是工厂里劳作,书始终与我为伴为友,使平淡的生活得到了多方面的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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