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拥有三个名字的城市,见证了拜占庭帝国、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与陨落,也见证了人性的虚妄与苦难——一代代人在挣扎,换来的只是成王败寇、兴亡代序。它横跨欧亚大陆,以绝对的地理位置,占据世界的“十字路口”,成为世人眼中的“举世倾羡之城”,亦成为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发源与交汇之地。六千年来,人们用不同的名字称呼它: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以及伊斯坦布尔。
　　□唐山

　　324年,君士坦丁大帝决定迁都。出乎意料的是,他没有选择自己的出生地尼斯(今南斯拉夫东部),而是选择了已沦落为“小渔村”的拜占庭城。
　　从考古看,早在公元前6000年,拜占庭城已成原始城市。公元前675年,希腊城邦国家之一墨伽拉在此建立了军事城市。到2世纪时,希腊世界所有东北方向贸易都必须得到拜占庭城许可。亚历山大东征时,未通过拜占庭城,后来罗马人征服希腊世界,对拜占庭城也采取漠视态度,在大瘟疫冲击下,拜占庭城一度衰落。欧亚贸易要冲的城市易受流行疾病冲击,引发排外心理:西方人认为是东方人在传播病菌,东方人认为西方人才是传染源。
　　然而,君士坦丁大帝的困境在于:他必须选择迁都,因为帝国正被拉丁世界与希腊世界撕裂为两极。在罗马,元老院阶级日渐固化,造成社会腐败,任何改革都无法推进,以致帝国后期,几乎所有罗马皇帝都常年待在东方,很少回罗马。
　　要变革,只能推倒重来。君士坦丁大帝称拜占庭城为“新罗马”,在此建立起罗马帝国前所未有的政教合一制度,并用无数宏伟建筑来装点它,包括不断掠夺新文物来增加城市的荣耀。所以,人们将这座城市称为君士坦丁堡,即“君士坦丁大帝之城”。
　　遗憾的是,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新罗马”注定不是罗马。
　　君士坦丁堡拥有惊人的财富,但人口成分复杂,周边长期动荡,不得不采取军区制。军队由自耕农组成,平时务农,战时当兵,将领任地方长官,独揽军政财大权。虽在短期内提升了军事能力,但从长期看,得不偿失——自耕农大量流失,土地兼并严重,国家税源日渐枯竭。更麻烦的是,地方势力尾大不掉,反过来操纵中央,使君士坦丁堡宫廷环境险恶、内斗不止。
　　1204年,拉丁人发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突然进攻君士坦丁堡,作为首都,它首次陷落。大量文物流向西欧,甚至成了威尼斯城市象征,被安放在议会大厦前,至今未归还。东罗马高官曾记录道:“拉丁人劫掠一切、夺走一切,不留给财产的原主人任何东西,轻蔑他们,拒绝与他们交往,俘虏他们,辱骂他们,驱逐他们。”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尼西亚帝国收复君士坦丁堡后,东西两大教会从此视同冰炭,仇恨成为君士坦丁堡人与西欧人再也迈不过去的门槛。然而,东罗马再也没能恢复昔日的辉煌,历经两百年的苟延残喘,于1453年被奥斯曼帝国消灭。
　　面对君士坦丁堡的复杂性,奥斯曼帝国采取了异常宽容的态度,通过米勒特制度,让不同信仰者相对自治,给不同宗教领袖以极大的世俗权力。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各米勒特无法保持同步,权力关系产生变化,加剧了冲突,奥斯曼帝国最终被肢解。
　　现代土耳其是一个世俗政权,通过在生活中不断嘲讽传统,将其妖魔化为迷信、落后、僵化,获得治理合法性。这让伊斯坦布尔走入无法打破的凝局,因为它的骄傲来自传统,剥离过去,很难形成合乎逻辑的自我叙事。“新罗马”遭遇了和罗马相同的问题:在传统与变化之间,找不到解决方案,被迫边缘化。
　　如今的伊斯坦布尔已不是世界首都,甚至不是土耳其的首都,它成了旅游地,世界各国的人们来到这里,假装在找寻文化,这文化与当下生活已无关联,只能通过刻意夸张其差异性、独特性,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曾经的荣光、自豪,与那些伟大建筑的废墟一样,必须通过回忆与想象,才变得神采奕奕。这一切,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归结为“呼愁”。就像一个孤儿,过分期待父母之爱,将现实的一切不满都归结为从小失去父母,这指引他们继续犯错,再也走不出内心的虚无。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名言覆盖了器物史、政治史与人物史三个层面,却忽略了城市史。这是因为,古代东西方城市存在巨大差异:
　　在东方,城市的中心多是官署,只是军政中心,而文化、经济、社会运转的基础在农村。在传统语境中,农村人代表淳朴、有道德,城市人代表堕落、奢靡、市侩,城市是不得不存在的恶。
　　在西方,城市的中心多是宗教场所,没有信仰,就没有城市,城市是传播信仰的最佳之地,进入城市,就意味着将自己的情感、智慧和自我融入到信仰共同体中。所以从西方城市史中,最能读出人性的虚妄与苦难——一代代人在挣扎,换来的只是成王败寇、兴亡代序。所谓英雄智计、慷慨悲歌、大义凛然,真的实现了曾经的目标吗?真的践行了当初的承诺吗?从结果看,历史总是给出嘲讽式的解答——不论手握多大的权力,不论如何忠诚与智慧,在时间面前,所有人都注定是失败者。
　　城市史有别样的震撼,它最好地呈现出兴衰背后,历史有其本然的规律,参与其中者自以为能主动把握,却总是被动留痕。《伊斯坦布尔三城记》不厌其烦地呈现了伊斯坦布尔的舞台上,大人物们从登场到落幕、从狂想到破灭的历程,表达了历史的多元性——每个人以不同的方式失败,彼此无法用逻辑串联起来。
　　没有结论,没有方向,相信很多读者看过此书后,都会和我一样,产生相同的困惑:作者究竟想写什么?讲述一座名城的历史,究竟对现代人有什么价值?也许,历史就是无法概括、难说方向的存在,它是无边的沧桑与折磨,我们只是恰好地生活在其中。为它而震撼,为它而兴叹,并对存在产生焦虑,而这,大概就是读《伊斯坦布尔三城记》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