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葆元

　　退思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反思精神的独特表达,“退思补过,进思尽忠”,是这种文化的出发点与归宿。所以,“退”还是为了“进”,进是为了“尽忠”。中华反思文化发轫于孔子的学说,当时他的学生们有一次思想的交锋,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他讲到了人反思的三个方面:做人处事的一心一意,与人交往的诚信守规,承受师法后的复习态度。他说要经常从这三个方面反思。孔子没有参与到这场学生们的争论中去,曾子说的“传不习乎”就是他告诫学生们的“学而时习之”。曾子这段话收在《论语·学而篇》中。应该说,这是首次对反思精神的阐释。
　　到了清朝末期,有人把一场思想活动演绎成形式的张扬,最著声望者是光绪年间的任兰生。这是一位尽职尽责、为政勤勉的官员,以布政使之职驻防寿州,那里是水患之乡。他发现安丰塘年久失修,堤、坝、沟、桥、闸毁于一旦,民生潦倒,便“勇于为义而大有造于吾民”,深受当地百姓爱戴。《寿县志·水里志》说他“兴水利”“浚河塘”,可见历史对他的肯定。次年他便被调往京都,攫升为毓庆宫行走,不久又被下派到凤阳、颍州、六安、泗州兵备道。正春风得意间,遭内阁学士周德润弹劾,过错有两条:其一,“盘踞利津,营私肥己”。其二,“信用私人,通同舞弊”。光绪帝处置得很慎重,派尚书崇绮和另一位内阁学士廖寿恒前往调查,结果“查无此事”,却查出任兰生留用了一个被革职的屠幼亭。既已撤职,缘何留用?这是违旨的行为,他因而遭到撤职的处罚。
　　被撤职的任兰生回到吴县,在那里修筑了一座园子,起名退思园,集园林之精华,夺天工之神思,楼台亭榭俱全,廊桥池轩备至,一道粉墙围起了一片世间的桃花源。此人把“退思”做成了一个广而告之的效应,备受后世推捧。游罢此园,我却有深深的疑问:面对如此“良辰美景”,能退思出什么?园子里并未见主人退思的笔墨痕迹。倒不是说“退思”一定要有负荆的举动,在如此陶情冶性的园子里徜徉,不如说是以退示进。两年后,园子落成,山东巡抚张曜、安徽巡抚陈彝、两江总督曾国荃保奏任兰成再度出山。时淮南水患,他又来到治水的第一线,在抗灾现场“飞骑巡视”,不慎落马,医治无效而逝。
　　比任兰生更早的“退思”标本是康熙年间修筑于河北灵寿县的退思堂,堂主是昔日灵寿县知县陆其龙。这个退思堂在县衙公堂后面,是提醒县令们断案之后对案情再思索的处所,清时县衙规制多有这么一个堂,已经形成制度上的安排。然而,制度不是摆出的样子,重在执行,更重在如何执行。其实执行也有标准,低标准的执行往往使制度打折扣。陆其龙对灵寿县的退思堂进行了修复,他以修复重振退思精神。新堂落成,写了一篇《退思堂记》,他仍以“补过”与“尽忠”为出发点和归宿,说“天下事有定理,轻重、疾徐、宽严、厚薄各有其分。过与不过,其辨在毫厘之间,而人常不及觉”。
　　“退思补过,进思尽忠”出于《左传》,是为帝王尽忠的施政理念。社会主义新时代一切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准则,从过失的检点,到奉献的目标,都发生了彻头彻尾的变化,退思的思维方式仍然是必要的,但必须对“退思”精神进行改造。有言道,后退一步天地宽,只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退与进都是方式问题。退为进谋,进以退据,都是思想的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