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姗

　　一位85岁的老妪在进行髋骨手术一周后被告知需要立即出院,否则她将成为拖累病区绩效的一个“负面数字”。在后工业社会中,已经习惯用“效率”来权衡大部分问题的我们对此已经司空见惯,哪怕人被异化为一个数字。但如果我们把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回溯至本世纪初,而这位老妪是与你有着血肉之亲的母亲或外婆时,情况又会如何?
　　2001年,加拿大政治学家、国家关系专家贾尼丝·格罗斯·斯坦在梅西讲座上做了一次“跨界”尝试,将焦点从她熟悉的国际冲突问题转移到了对后工业社会如何成型的阐释上。而切入点,正是数世纪以来公共讨论中长盛不衰的话题——效率。上文提到的那位老妪,正是斯坦年迈的母亲。
　　效率——本该是尽可能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有价值的目标——在古希腊人眼中,它是政治和社会运转的方式；工业革命早期,亚当·斯密将其视作提升生产力的强劲动力；时至今日,从赤贫社区到富裕阶层,从个人到国家,效率被奉为公共生活的首要目标。后工业社会究竟有何特质,能赋予效率如此显要的地位?斯坦认为,当效率开始向内部转移,不再是达成目标的方式反而“越俎代庖”成为目标本身时,就产生了效率崇拜。这一改变进而转变了国家角色、形塑了人们对选择权及责任的看法。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尖锐地指出,人们无法在价值观、利益、情感和承诺之间进行甄别,理性选择模式把人塑造成为“理性的傻瓜”。而当下,作为“满意度、效用性最大化”的代名词的效率则嬗变成为当代的理性选择概念。但效率并未帮我们理清思路,反而让我们陷入多个悖论之中。第一个悖论在于,我们在讨论效率时,希望国家放手,让市场带来更高的效率；但需要寻找监督者、问责人时,我们转而又向国家寻求帮助。第二个悖论在于,效率和市场促成了一种不断壮大的关于选择的话语。我们远离国家去创建公共市场,回过头来又宣称选择是国家赋予我们的权利。第三个悖论在于,目前我们关于选择的思考方式掩盖了许多最为棘手的价值冲突。个人、市场、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处于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张力之中。
　　隐藏于“效率”的面具之下,斯坦真正想复兴的,其实是一种公民讨论的传统,其中心问题是探讨后工业时代里我们应该如何履行公民责任。在她发表演讲前夕,刚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在国家安全问题前,人们放下了对效率的要求,回到了讨论的起点。她认为,现在我们已经越过效率崇拜,把效力意识转化为对责任的坚持、对我们能力的肯定,以及对选择的要求。但这个转化过程并不轻松,我们必须先承认这些矛盾的存在,再去探寻权利、安全、可能性和承诺的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