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我去乡下看望表哥表嫂。车行至山前,我让车拐进了盘山小路。挂满了红枣的枣树一棵棵迎窗而来,路边树枝上的枣儿调皮地敲打着车窗,热情地打着招呼。我让车停下来,下车蹒跚地走了几步,伸手摘下几颗鲜枣,选了一个红中带青的枣儿放进嘴里,轻轻嚼了几下,那甜中微酸的枣汁直沁心脾:还是那个味儿。我向半山腰望去,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一幕幕景象,如电影一般又浮现在我的面前。
　　一片片枣树依着山坡的地势,散散落落地生长在山坡向阳一侧,粗糙皲裂的树干上,倔强地向四下伸展着果枝,一条条细小的枝杈被一簇簇、一串串红透了的枣儿压得下垂着,下层的枝条几乎着了地。树下,一个穿着白粗布对襟短袖的青年正举着一根三米来长的白蜡杆子敲打着树梢枝头的红枣,每打一下,枣儿便穿透枝叶落在地上的毛蓝印花床单上。床单上已落满了厚厚的一层枣儿。这个青年,便是我的二表哥。他小名二憨,小他几岁的同辈都喊他二憨哥。表哥家弟兄多,每到秋季,他就到外村打工,不仅省下每天饭食,还能挣点零钱。这时,身穿方格洋布褂、扎着长辫的枣花姑娘右手挎着篮子,左手提着汤罐,哼着小曲,沿着蜿蜒的山路上山来了,直走到二哥打枣的树下,在一块平整的石头上摆好碗筷,端出半碗辣椒炒鸡蛋,拿出两个碗口大的白面蒸馍,喊了声:二憨哥,吃饭了。枣花家和二哥家邻村,相距只有八里路。她父亲去世早,母亲拉扯着她和十多岁的弟弟,种着山前沟旁的三亩多地,经营着这一片枣行,日子过得还算殷实。二哥已连续两年来帮她家打枣了。枣花娘是个精明能干的乡村妇女,看着二哥忠厚实在,临走,除了多给几个打工钱,还要送一口袋红枣,让二哥扛回家去。二哥这时便会放下打枣杆子,拍拍身上落的枣叶碎屑,在衣服上搓搓手,走到树下,挑几个又大又红的枣子给枣花:你尝尝这几个,这棵树上的又脆又甜,还带点酸味。枣花伸手接过来,说了句:我自己会揪。说完,脸就红了。
　　第三年收完枣后,二哥家托媒人到枣花家提亲,枣花娘爽快地答应了。秋后,二哥和枣花成了亲。花轿进村后,我带着火把给新媳妇燎了轿,还掀开轿帘子,朝蒙着红绸顶子的新媳妇身上撒了几把麸子。晚上闹新房时,我和几个小伙伴把二哥扛回来的红枣和他种的花生撒满了新床,边撒边喊:枣(早)生、枣生,枣花的儿子叫枣生。枣花嫂子羞得用手捂着脸,咯咯地笑。
　　转眼六十多年过去了。汽车从山间小路转回到村间公路。附近几个村庄尚未搬迁,乡亲们仍生活在这里,守着祖辈留下的山水村田,守着几辈人的农耕记忆。车进村后,只见八十多岁的二哥坐在街边石碾旁。我赶紧下车,差点摔倒。二哥眯着眼,认出是我,眼里含着泪花,嗫嚅着说:兄弟,是你呀!快回家,快回家,你二嫂在家呢。
　　进了家门,院中的那棵枣树还挺拔地立在那里,树枝上还稀稀落落地挂着一些红枣。这棵树是枣花嫂过门的第二年春天从娘家移来的。那年秋后,枣花嫂怀孕了,还坚持在树下支鏊子摊煎饼,后来早产生下一男孩,果真起名枣生。直到枣生上学,老师才按辈分为其起了大名昭胜。现今,侄儿昭胜也当上爷爷了,从教师岗位上退休,在城里和儿孙一起生活,几次动员二哥老两口去城里过,可他们固执地守着这老宅老院,守着这一方水土,只图自己能在村里出生、在村里逝去。
　　院里的老房子经过翻新,窗明几净。枣花嫂坐在堂屋门前,戴着老花镜做着针线活,映着秋天的太阳,脸上虽有了皱纹,肤色却仍然白皙红润。二哥进门就喊:老太婆,看看谁来了?枣花嫂隔着眼镜片,两眼眯成一条缝,啊呀一声:我的大兄弟,你怎么来啦?随手搬过一个板凳让我坐。我这才看到,门东香台子周围,摆放着如今已很难见到的墨斗、刨子、凿子、手锯等。枣花嫂还没等我坐下,便拉着我的手唠叨起来:听说快搬迁了,你二哥又拾掇起老手艺,打几个板凳,说是住楼时好坐。这不,我趁着天好,缝几个坐垫。然后又招呼我们到屋里坐。枣花嫂用小竹筐盛出满满一筐鲜枣,说:这是咱院子里枣树结的,快尝尝,有年头没吃上了吧?
　　哥嫂边忙活边和我聊天。我们从六十年前的枣行聊起,一件件、一幕幕,无不围绕着数代往事数代情。绕来绕去,又回到这老宅老院,品着筐里的红枣,聊着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守着儿孙满堂的当下,不可避免也唠叨几句未来。久违的平和、温馨的气氛洋溢在这美好的农家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