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后,我再见到莹莹,已经完全认不出她的模样。她穿着宽松运动装,栗色短发,金色皮包,腆着肚子,怀里抱着一个四五岁的男童。旁边站着的女孩高过她的肩膀,身着破洞牛仔,戴墨镜,挑染过的酒红色头发遮住半边脸,不时低头刷手机。女孩抬手的瞬间,阳光直喇喇地照射过来,我瞥见她手腕处碗口大的文身。
　　“还认识我吗?你没怎么变,我都胖得不成样了,时间过得真快啊!”莹莹主动打招呼,齉齉地说道。我不知该怎样接话,愣了片刻,说,“你这是幸福的模样!是啊,我们都成大人了,再也回不去了!”这时,女孩把手机一扬,不耐烦地说:“我说不回来吧,无聊死了,一会儿我自己坐车回去!”莹莹强颜欢笑,大声说:“快,带着你弟弟去玩玩。”
　　莹莹以前与我姥姥家住邻居,又与我同龄,小时候我俩形影不离。儿时,每次我回姥姥家,我们都腻在一块,我几乎长在她家里。秋收时节,大人们都在地里抢收玉米,我和莹莹在院子里玩,我当售货员,举着秤杆子吆喝,她当买家讨价还价,惹得院墙底下的老狗叫个不停。莹莹像个假小子,爬上滚下,掏鸟雀、烤玉米,样样都行,衣服上总是沾满灰尘,脸上经常挂着两行鼻涕。她说话鼻音很重,总是齉齉的,我经常学她。傍晚时分,下地的人还没回来,我俩饿得肚子叽里咕噜,此时传来敲梆子卖豆腐的吆喝声,莹莹跑出去喊住卖豆腐的婶子,先赊上两块豆腐,回来倒进两个粗瓷碗里,倒一点酱油、几滴香油,轻轻一拌,香气四溢,我俩就狼吞虎咽吃起来。莹莹的妈妈腿有残疾,在村里小学门口卖零食和冰棍,我没少吃她塞给的冰棍。
　　最后一次见莹莹,是我升入初中后。当时村庄面临拆迁,我跟着舅舅去菜园里转转,摘了些老来少芸豆,割了几把嫩韭菜,在大坝边遇见了正帮母亲浇菜的莹莹。或许是觉得自己一身农家装扮,与我的高领毛衣、喇叭裤、圆头红皮鞋形成反差,莹莹低头大步走过去没有吱声。我只顾着看她,一不小心双脚滑进了河沟里,满裤腿沾满泥巴,被母亲连声嗔怪。如果我知道此后菜园会被夷为平地,我一定会多呼吸几口田间的清新空气,多踩几脚河沟里的泥巴。
　　后来,我们都长大了,都把以前遗忘了。似乎,回乡就是把过往的脚印一一捡拾、抻开、重温,然后封存在记忆的魔盒里。听母亲说,莹莹后来上了个普通的中专,毕业后就结婚了,嫁到河北,先后生了三个孩子,生第三个就是为了要个男孩。她丈夫跑长途客运,整天不在家,她自己带大三个孩子也是满肚子苦水。当年村里动迁时,莹莹正在闹离婚,她曾回来问过,想把户口重新迁回来,或低价在这里买处房子,自己带着孩子过,最终没成,还闹得不愉快,与母亲和哥哥好几年不走动。
　　听到这里,我不禁回想起一件往事。10年前父亲在省城医院住院时,曾在病房遇见村里的春晖叔,按辈份我应该喊他春晖爷爷。因为分房子家里闹纠纷,他脑干大出血进了医院重症监护室,几天后抢救无效撒手而去,病房外的众子女哭声似乎要掀翻楼顶,让人听得五味杂陈。春晖爷爷是厨师出身,周围村庄谁家红白喜事都请他出面掌勺,什么场面他都经历过。很多人都为他感到惋惜,觉得这样离去太不值得。
　　与莹莹重逢,使我感慨万千。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乡村只是浮浅的一角。城市在变,乡村也在变,但内在的人性进化很慢很慢。卑微是大多数人共同的命运——莹莹的委屈与痛苦,我也有,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呈现。媒体人袁凌曾在书中回忆外婆和妈妈:“她们不是时代的纪念碑,也够不上无名英雄。像土地一样,不反射光线,但质地无可怀疑。她们又是田地中的脚印,收集了汗水和收获的重量,标明世代生活的路径。没有她们,我无从确认真实的方向。无论走多远,我的文字小径是从她们开头。”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被乡村的“奶”喂养大的孩子,每一次返乡都是对童年的指认和对未来的探照,在乡村的包浆中接受生命的滋养,在精神反刍中获得卑微的力量。如此,卑微也是慰藉,是永恒。
　　临走时,莹莹笑着对我说:“听说你当了作家,会不会把我们这些人也写进去?”我愣在原地,没有作答,耳畔传来小区广场舞刺耳的震天声响,内心一阵轰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