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的更迭

齐鲁晚报     2020年12月16日
  村庄,是每个农村人,每个亲朋还在农村,每个在农村出生、生活过的人,永远都绕不开的话题。村庄中的诸多元素很具特征性,但又在悄然改变着,蜕变,抑或演变。

  去村子东头一块黄泥地挖些黏稠的黄色软泥,和上石轱辘轧扁的短麦秸,揉成面团样,即可在院子里垒糊起一个灶台。
  我们村周围以沙土地为主,黄泥只是个别地方有极少的一片。垒锅灶的石头,就地取材,啥形状个头的都行。先用石头垒出大致形态,再用黄泥糊上两遍,晾干就可以上岗。锅是从集市上买来的黑色大铁锅,锅沿厚实,看上去很是笨重。
  那时的铁锅,都是倒椎体形状,锅口两侧有耳。铁锅的胃口大,玉米地瓜、糊涂(一种糊状粥饭)馒头、米糠麦麸、野菜鱼肉,统统能一口吞下。助其蒸煮食物的热源,都是些树叶或干木柴。
  农闲,几个人一商量,搭伙去山岭上捡拾柴火。这儿一群,那儿一伙,拾柴火的人,一捆一捆,把山岭拾成暴露着地皮的秃顶。树叶和木柴,是饭菜的催化剂。烟火味足的,才叫原汁原味。
  时光拿着鞭子,赶着煤炭、燃气和电,一点点蚕食掉柴禾的地盘,让它们以外来客的身份,入主农家院落。铁锅和柴火的亲密接触,被大打折扣。就连大铁锅自己,也被各类铝质或合金中小型锅具替换。山岭的毛发,那些原本可以作为柴火的草木,得救似的渐渐浓密起来。炊烟,在柴草丰满后开始收缩姿态。一缕缕的缥缈,亲切的烟火味,在洁净的天空匿迹,只留下无边的蓝色和点缀的云朵。
  草木的葱郁,没把那些占据院落一角的锅灶扶正,反而促使其崩塌和下岗。电饭煲、微波炉、不粘锅上位,将村里那些带耳的大铁锅变成一个个废品,被丢弃或者卖掉。

  最初,村里只有泉没有井。在村头一处渗水的凹地,挖出一个一米多深的坑,里面有几条毛线粗细的水道道,轻音乐般汩汩流出,即泉眼。泉眼虽不甚粗,却把一个泉坑灌得满满当当的。泉子里的水,时常溢出。
  泉水,是流淌在那个年代的。村里人吃水,用钩担铁桶去挑。舀水的瓢,也是自家种的葫芦锯开去瓤而成。口渴了,伸手入泉,捧一口水,咕嘟咕嘟喝下去,清冽、微甜,堪称天然饮品。
  一个一米多深的清泉,供养起整个村庄。钩担铁桶,被几根小指粗的软塑料管取代,铺设到家家户户。就连浇菜园也开始用塑料管引水,省去了一趟趟挑水的疲累。心满意足的细水管,流淌了没几年,骤然长大,扬程百十米的电机,黄瓜般粗的水管,在村里编织成纵横有序的网。
  泉水和泉眼,做了亏心事似的,一直往地下深藏。七八米、十几米、几十米、上百米的深井,和抽水机一道,一年年向下追赶着。一眼清泉,被十几口深井干涸。那段随处有泉的村史,被彻底搁置进从前。
  找一个渗水处,双手扒拉个小坑就能攒一汪清水解渴的日子,在深井出现后,就一去不返了。井水和泉水都是水,却被深度划开界线,在小山村里无法并存。我家的水壶知道,泉水是没有碱的,从不沉淀;井水却有碱,一次次沸腾之后,壶底开始慢慢增厚,提起来沉甸甸的。

  薅猪草、放羊、喂鸡鸭鹅,这是我们这代人小时候常干的事。家院里或者在院子门口一侧,猪羊圈、兔舍、鸡鸭鹅的窝,就像农村人家的标配。
  乡亲们去地里干活,顺便捎带几把野草回来,就够禽畜充饥的。那时散养的鸡,晚上钻进鸡窝,白天一大早跑出院落,一整天待在荒野觅食,一年到头吃不了几斤粮食。圈养的黑猪能吃,但吃的多是野菜野草,顶多喂些地瓜干。吃的东西没啥营养,长得也慢。
  喂养禽畜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习惯。在乡亲们看来,只要搭上些工夫就行。等到过年过节杀鸡宰鹅,不必开支一分钱。一分钱一分钱积攒的日子,本来就不富裕,掏腰包解馋,是挺令人挣扎的一件事。
  挣扎着、挣扎着,以分作单位的年月,很快过去。生活条件好了,喂养猪羊成了麻烦事。猪羊圈建在院落附近,臭味难忍,还很占地方。去山上薅草割菜,极其累人麻烦。养鹅鸭的人家,因为溪流的消失,也没了继续的动力。
  只有可以打鸣、下蛋的草鸡,三只两只的,知趣地躲在村落之外,没被岁月舍弃。没有窝舍,它们就蹲在主人家旁的树枝上过夜。散养的草鸡就像一个符号,依然在默默标记着农村,歌唱着过往。
  村庄中的诸多元素,像锅、泉、圈等,正在蜕变或演变着。这种变确确实实存在,无论你理解或不理解,不管你希望或不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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