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鹏飞

　　会馆起源较早,汉代的长安和洛阳城里已有外地同郡人的邸舍。南宋的杭州也有外地人联合组织的社会团体,不过规模和数量都有限,当时的称谓也不叫“会馆”。据史料记载,最早的会馆出现在明永乐朝的北京。作为明清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又是大运河的首善之地,北京五方杂处,万商云集,成为会馆最早出现的地区。此后,会馆建造之风逐渐盛行,明中期至清末的数百年里,会馆建筑纷起频出,遍布全国各地。
　　会馆主要分为三类:士绅会馆、科举会馆和商业会馆。士绅会馆是明清会馆的最初形式,主要由寓居京城的官员捐建或倡建。科举会馆又称“试馆”,主要存在于举行乡试的省会城市和举行会试及殿试的北京,是以接待举子们考试为主的会馆。商业会馆即是由商人兴建的会馆,它们分布最广,数量最大。明清时期长距离的商品贩运兴盛,京杭大运河的贯通给这种长途贸易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于是各地商帮纷纷在运河沿岸建立商业会馆,这些因运河而兴的会馆成为明清时期运河商业文化的载体和见证。
山东运河商业会馆的分布
　　大运河沿岸城市都分布着数量庞大的商业会馆。北京“货行会馆之多,不啻什倍于天下各外省”,清光绪时各省在京会馆已达500多家；天津是因大运河而兴起的移民城市,清康熙《天津卫志》卷二《利弊》载“比闾而居者,率多流寓之人”,城内有闽粤会馆、江西会馆、山西会馆、济宁会馆、怀庆会馆、江苏会馆等等；此外,明清的苏州、扬州皆是万商云集,会馆密布。
　　山东运河处于京杭大运河的中段,水运交通网络发达,沿线城镇工商繁荣,商贾云集,四方辐辏,这一区域同样成为会馆林立之地。从山东运河北端的德州到南端的台儿庄,可考证的商业会馆有36所,另外还有12处的公所、庙、宫也具有会馆功能。
　　从建造年代上看,明至清初的会馆大都以公所、庙、宫的形式出现,说明这一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会馆”之名还并未普及,而到了清代会馆之称已经相当普遍,这与全国商业会馆的发展步调是一致的。从会馆数量上看,晋商所建会馆占到了一半以上,其次是江南、江右以及闽商的会馆,这反映了全国各地商帮在山东运河区域实力的强弱。明代是徽商在山东运河区域发展的鼎盛时期,入清后徽商逐渐式微,故留下的会馆遗迹较少。清代晋商势力强大,基本控制了中国北方市场,在山东运河区域,无论是繁华城镇还是偏僻乡村,都有山西商人的行踪,他们到处开设店铺,出现了晋商独执牛耳的局面。原来被徽商抢占先机的济宁、临清等运河城市,清中期后晋商的势力逐渐占据上风。江南、江右以及闽商的会馆多集中在济宁、台儿庄和聊城,尤其以更靠近南方的济宁和台儿庄最为密集。
　　从会馆分布上看,济宁的商业会馆最多,其次是聊城,再次是临清、张秋、阿城,这与山东运河城镇的规模和等级是相符的。外出经商的商贾,首先会选择社会、经济环境最优的府、州、县城作为商业基地,以保障商业活动的安全。以聊城和临清为例,尽管聊城当时的经济地位不如临清,但是作为府治所在地,既城池坚固,又交通便利,故许多客商选择在此地兴建会馆。另外,明中期是临清商业鼎盛期,当时兴建会馆之风还未完全流行,清代临清经济地位下降,而聊城商业后来居上,聚贾能力超过临清,因而会馆数量也多于临清。
聊城山陕会馆的建筑艺术特色
　　聊城山陕会馆位于古运河西岸,东关双街南段,是清中后期山西、陕西商人驻足、议事、贮货、祀神、娱乐、举善的场所,也是山东运河区域唯一保存完好的商业会馆。
　　据现存山陕会馆内碑刻《重修山陕会馆戏台、山门、钟鼓楼记》载,山陕会馆的山门始建于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优人不戒于火,延烧戏台、山门及钟鼓二亭”,于四年后集资重修,即为今日山门、戏台、钟鼓楼。山门是整组建筑轴线序列的起点,为八柱牌坊式门楼,面阔三间,进深一间,两侧带有八字照壁墙。明间正楼高起,屋顶为歇山式,上覆五彩琉璃瓦,下部以四根方木柱和四根圆木柱承重,外墙方木柱下的柱础为造型活泼的石雕狮子和麒麟。山门明楼檐下为十三踩如意斗拱,次楼檐下为十一踩如意斗拱,以致檐口出挑深远,檐角起翘较高,使整座建筑巍峨壮观。坊下辟一正门和两侧门,均为木质朱门。石作门框上雕刻麒麟、凤凰以及彩云飞鹤等,门面上均镶嵌圆钉和铁箍。正门之上有石质匾额,楷书阳刻“山陕会馆”,笔格刚劲,刻工精湛。额枋上饰木刻透雕,内容为吉兽大象、狮子等,“无木不雕,无石不刻”的建筑艺术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整座山门气势雄伟秀美,工艺精巧华丽,是会馆单体建筑中的上乘之作。
　　大殿由献殿和复殿前后结合而成,是山陕会馆的中心建筑。献殿和复殿又各分为中间的正殿和南北配殿,面阔均为三开间,正殿为悬山顶,上覆绿色琉璃瓦,南北配殿各覆灰筒瓦。献殿又称“拜殿”,是商贾们集会议事、祭祀关公的活动场地,卷棚顶,装饰华丽。殿前有方形石柱四根,石柱下为石雕柱础,正面刻有颂赞关羽的楹联。檐柱上方镶有三块木质透雕额枋,分别刻有老子和八仙人物。关帝大殿檐廊正中,悬有木质阳文匾额“大义参天”四字。大殿中后部供有山陕商人的精神领袖——关羽以及关平、周仓三座塑像。南配殿称文昌火神殿,形制同大殿,是祭祀文昌火神的地方。北配殿位于正殿的北面,与南配殿位置相对应,也称“财神殿”,是商贾们祈祷发财的地方,建筑形制和装饰与南配殿相同。
　　在山陕会馆建筑群的各种装饰雕刻中,木雕所占比例最大,内容最丰富,艺术价值也最高。在建筑单体的梁柱、檐角、额枋、门窗、天棚、隔断等建筑构件上,木雕都有分布,题材除了少量的抽象装饰图案之外,更多表现当时民俗中喜闻乐见的人物和事物。其内容主要分为三种:一是以象征、寓意的手法表达美好意愿的吉祥图案,如“平安如意”“龙凤呈祥”“松鹤延年”“福禄寿喜”等；二是神话传说、寓言故事、戏曲人物、古代英雄以及小说演义等；三是直接表现现实生活题材和人们所熟悉的瑞兽等。木雕形式也多种多样,深雕、浅雕、透雕、圆雕都有,不同的雕刻手法因材施艺,彼此进行组合,形成丰满的多层次的立体效果。
　　刊于会馆单体建筑前的楹联书体正楷行书皆有,刻工阳刻阴篆兼备,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对仗工整,用意深刻,反映了山陕商人的价值取向,也是研究明清时期聊城经济的重要资料。
运河商业文化的表达
　　所谓商业文化,是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体现商业价值观念的文化现象,商业文化有着深厚的内涵,包括商业制度、商业精神等诸多方面。运河商业文化即是指借助运河或在运河区域进行商业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现象。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重农抑商”一直作为历代封建政府所奉行的政策。明清时期经济繁荣,尤其是运河沿岸城镇客商云集,交易兴盛,这种南北大规模的物资交流、交换,潜移默化地催生新鲜思维、思想的诞生,改变着人们的固有观念,从而派生出运河商业文化。运河商业文化的突出特点是“信”和“义”,即以信取利,先义后利,关公的“诚信守义”的美德迎合了这种情况。因此在山东运河区域的很多商业会馆都供奉关公,以标榜商贾们“重信义、轻钱财”的经营理念。
　　另外,对于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商贾们也极力进行宣扬。《琵琶行》就有“商人重利轻别离”的诗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职业需要造成的。商人也有常人的情感,他们常年在外地经商,对亲人的思念和不能孝养亲老的愧憾经常纠结于心。聊城山陕会馆大殿的额枋木雕,节选了中国古代著名的“二十四孝”中的一些故事作为雕刻内容,是儒家孝悌观念的形象体现。
　　山陕会馆的匾额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不仅从视觉效果上讲求材质的精良,漆工的精湛以及书法的精妙,除此之外,更多具有的是含蓄隽永的深层次内涵。山陕会馆的很多匾额内容反映了当时人们必须恪守的封建伦理和道德规范,并起到了训诫和宣传作用,如“大义参天”“风时浪恬”匾即是这种类型。有的匾额则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儒道互补精神,如山门上的“协天大帝”匾蕴含了人际和谐、天人和谐的哲学理念。还有的匾额巧妙地以儒家经典来展示山陕商人的经商理念和价值取向,如会馆山门右便门的石质阳刻额匾为“履中”,左便门为“蹈和”,山陕商人以这四个字作为经商信条,“中”与“和”出自四书的《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之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在儒家的经典学说中,“中”与“和”无所不统,无所不通,是人们为人、做事的根本。经商者也应当以此作为处世为人的最高原则,“履中”是警示商人要行为中正,不能偏激,否则就会失去商机,“蹈和”则是提醒商人经营要以和为贵,和气才能生财,其道理深入浅出,既反映出人们的思想信仰,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商人们的处世哲学和求财心理。

　　(摘自《大运河线性物质文化遗产——山东运河传统建筑》,赵鹏飞　谭立峰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