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葆元

　　山东半岛是一个黄金的岛,这不仅是诗意的表达,更是因为山东半岛黄金产量高。宋朝人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写道,“登、莱州产金自太宗时已有之,然尚少。至皇祐中,始大发,民废农桑,采掘地采之有重二十余两为块者,取之不尽。”宋太宗年间始自977年,至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年,已经有72年,在登州和莱州的土地上,当地农民放弃垦耕,大肆挖田掘地寻找金矿,最幸运的掘金者竟得到二十余两重的金块,足见金自天成。
　　金矿是极具诱惑力的,富矿的矿苗就裸露在地表,它又分布在地下各层,引诱着人们不断深挖,用大自然的魅力创造了人间神话。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仁宗之前的天圣年间(公元1023-1031年),“登、莱采金岁盖数千两”。更早一点,景德年间,宋真宗就派重臣潘美来京东路督办招远玲珑山金矿的开采事务。朝廷对金矿的需求刺激了民间的掘金热,当时招远玲珑山有一千多个矿坑。
　　宋人朱彧在《萍州可谈》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莱州城东有一处刘姓茔地,才入葬十年,突然冒出了金苗,刘氏后裔日夜攫取却取之不尽。这件事被官府知道了,转由官府开采,搜刮完地表的矿苗,遂向地下开挖,谁知挖开墓穴,连券墓的砖都变成金色,一直挖掘下去,竟得金万亿计。官府抽市,刘氏家族分获十分之二三,即使这样仍富可连城,“京东诸郡之钱,尽券于刘氏”。这个故事自有其传奇色彩,但是也透露出两点信息:其一,金苗在地表是有迹可循的,发现了金苗就发现了金矿,刘氏家族的坟茔恰选在金脉上；其二,可以看出官府对于金矿的控制,并不是说刘家把坟茔建在金脉上,那座金矿就是他家的了。他只是误打误撞撞到财运,金矿仍然属于朝廷,只不过允许他抽成而已。尽管这样,刘氏仍是富甲一方。
　　这个故事说明京东路对于宋朝廷财政的巨大贡献,京东路的黄金冶炼出来运往京师。然而巨大的掘金开采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农业生态,当宋仁宗欣喜若狂地嘉奖登、莱两州官员为朝廷作出的巨大贡献时,宰相王曾的头脑是清醒的,他指出:“采金既多,则农民皆废业而趋利,不当更诱之。”采金而废农,以此利废彼利,是有识之士言。宋仁宗在反复权衡中听取了这些意见,于明道二年(1033年)下令“禁登州民采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3)。怎奈祸端已经埋下,到了1034年的景祐年间,登州、莱州发生灾荒,民不聊生,事情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宋仁宗为了救灾,取消禁令,复开金场。此后山东的金矿就这么开开禁禁,一会儿民营,一会儿“官确”,几经反复,最后确定了由民户开采,却严禁经营,官府在矿区设立监司,全部产品由官府“确买”的经营方针。应该说,这是一个既符合国家利益又照顾到生产者积极性的方针,到了元丰元年(1078年)登州岁收4700余两,莱州岁收4870余两,整个京东路岁收黄金万余两。
　　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已识别了黄金,中国至迟在商代中期就已掌握了制造金器的技能,而且具有高超的制作金器的技能,金器比原金具有更高的附加值,到了宋代金银加工更是登峰造极。
　　北宋年间金属制造业的工场叫“作”,各行各业叫不同的“作”。如制造大型金属器具的叫“大炉作”,制作小型和民间金属器具的叫“小炉作”“金火作”。金器加工的“作”统一由文思院掌控,文思院里设立销金作、镂金作、镀金作、拍金作等,每一个“作”都具有独特的工艺,满足社会上层人物的消费。
　　南宋洪迈的《夷坚志》中有这样一个记载,宋徽宗得到一个西域进贡的琉璃瓶,爱不释手,整日置于案头玩赏。一天突发奇想,他认为,瓶色太单调,如果把金子铺进去将瓶变成一个金瓶该多好?于是命心腹太监抱着这个瓶到文思院去加工覆金,那些能工巧匠接过瓶子,左看了右看,没有一个人敢接这个活。那个瓶子的口太窄,肚子又大,怎么才能把金箔铺进去,而且要平整不露痕迹?何况这是圣上的爱物,万一在加工中稍有碰损,那还不是掉头之罪!工匠们个个摇头。宋徽宗心愿未遂,提高了悬赏价码,还是没有人敢接这个活。他不死心,让太监寻访民间高手。这个太监抱着瓶来到大相国寺,这里聚集着北宋最著名的艺术家及各行各业的高手,当太监展示了这个瓶,一个金匠大胆地接受了这个挑战,几天后把一个金碧辉煌的内饰金瓶送到宫廷。宋徽宗吃惊不已,文思院的匠人尚不敢接的话,如何一个民间匠人能够做得这么好?就问,是怎样把金子铺进去的。那个工匠告诉他,先把黄金锤成极薄的金帛,测量好尺寸续到瓶内,然后注入水银反复滚动,水银很沉又是液体,随瓶铺展,那金帛就完好地铺进去了。
　　这个传说,说明了北宋金匠的高超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