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语文之美和教育之责 　　日前,央行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工作论文《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其中提及“要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许多网友称这简直是对文科生的“一万点暴击”。如何看待人文学科教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有颇多著作论及此话题,他在华东师范大学“百年语文的历史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说,收录在《六说文学教育:发现语文之美　反思教育之责》书中,本版特摘选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今天谈教育,最响亮的口号,一是国际化,二是专业化。这两大潮流都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若以牺牲“母语教育”或“中国文辞”为代价,则又实在有点可惜。
　　110年前,具体说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11月,晚清最为重视教育的大臣张之洞在奉旨参与重订学堂章程时,在规定“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全勤习洋文”的同时,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之所以刻意凸显“中国文辞”,不是基于文学兴趣,而是担心西学大潮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此立场曾被批得“体无完肤”,今天看来颇有预见性。
今人读书如投资
都希望收益最大化
　　我从16岁开始教书,最初教小学及初中的语文课,后来在大学主讲文学史。记得“文革”时知青下乡,若被请去教书,十有八九是从语文教起——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因为校长们觉得,凡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只要满腔热情且肯用心,都能教好语文课。换句话说,语文很重要,但教语文课的门槛很低,完全可以“无师自通”。
　　40多年后的今天,随着基础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当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不管教的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不太容易了。但即便如此,高中的语文课或大学的文学史课程,依旧注重自由自在的阅读,没有那么多“先修课程”的限制,也不太讲究“循序渐进”。面对浩如烟海的名著或名篇,你愿意跳着读、倒着读,甚至反着读,问题都不大。这也是大学里的“文学教育”不太被重视的原因——“专业性”不强,缺几节课,不会衔接不上。
　　可这正是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课程可爱的地方,其得失成败不是一下子就显示出来的,往往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比如多年后回想,语文课会勾起你无限遐思,甚至有意收藏几册老课本,闲来不时翻阅；数学或物理就算了,因为相关知识你已经掌握了。另外,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语文老师比数学、英语(课程)或政治课老师更容易被追怀。不仅是课时安排、教师才华,更与学生本人的成长记忆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语文课很重要,影响学生一辈子,一点都不夸张。别的课程若非做专门研究,大都毕业就搁下,唯有研习本国语文,是“活到老,学到老”。
　　语文教学的门槛很低,堂奥却极深。原因是,这门课的教与学,确实是“急不得也么哥”,就像广东人煲汤那样,需要时间与耐心。现代社会“知识大爆炸”,学生需要修习的科目很多,不可能只读“四书五经”；但贪多求快,道听途说,压缩饼干式的教学,对于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史课程,损害尤其明显。因此,如何在沉潜把玩与博览群书之间,找到合适的度,值得读书人认真思考。
　　今人读书如投资,都希望收益最大化。可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实际上,学语文没什么捷径可走,首先是有兴趣,然后就是多读书、肯思考、勤写作,这样,语文就一定能学好。《东坡志林》里提到,有人问欧阳修怎么写文章,他说:“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做自能见之。”这样的大白话,是经验之谈。欧阳修、苏东坡尚且找不到读书作文的“诀窍”,我当然更是“无可奉告”了。据叶圣陶先生的长子叶至善称,叶老从不给他们讲授写作方法,只要求多读书；书读多了,有感觉,于是落笔为文。文章写多了,自然冷暖自知,写作能力逐渐提升。叶老这思路,跟欧阳修的说法很接近。
语文课不能对着空气讲
“现场感”很重要
　　为何先说“学”,再说“教”?因本国语文的学习,很大程度靠学生自觉。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在这门课上表现特别突出。教师能做的,主要是调动阅读热情,再略为引点方向。若学生没兴趣,即便老师你终日口吐莲花,也是不管用的。十年前主编《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小说欣赏》(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我在“前言”中称:“除了母语教学、人文内涵、艺术技巧等,我们更关注‘阅读快感’——读小说,如果味同嚼蜡,那将是极大的失败。”其实,不仅是选修课,语文课本都得考虑学生的阅读趣味。记得小时候新学期开学,最期待的就是领到语文课本,然后抢先阅读,半懂不懂,但非常愉快。
　　说到语文学习的乐趣,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阅读快感:一是诉诸直觉,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是含英咀华,来得迟,去得也迟。“经典阅读”与“快乐阅读”,二者并不截然对立。我只是强调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发现的目光”。发现什么?发现表面上平淡无奇的字里行间所蕴含着的汉语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以及大自然之美。而这种“发现”的能力,并非自然而然形成,而是需要长期的训练与培育。这方面,任课教师的“精彩演出”与“因势利导”,都很重要。
　　在拙作《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的“开场白”中,我提及大物理学家费恩曼如何精心准备,投入极大热情,把物理学讲得出神入化,让人着迷,当时借用《迷人的科学风采－费恩曼传》里的一段话:“对费恩曼来讲,演讲大厅是一个剧院,演讲就是一次表演,既要负责情节和形象,又要负责场面和烟火。不论听众是什么样的人,大学生也好、研究生也好,他的同事也好、普通民众也好,他都真正能做到谈吐自如。”不一定是学术大师,任何一个好老师,每堂课都是一次精心准备的演出,既充满激情,又不可重复。
　　如承认讲课是一门艺术,课堂即舞台,单有演讲者的“谈吐自如”远远不够,还必须有听讲者的“莫逆于心”,这才是理想状态。去年我在《文汇报》发文章,承认慕课(MOOC,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在普及教育、传播知识方面的巨大优势,同时又称:从事文学教育多年,深知“面对面”的重要性。打个比喻,这更像是在干“农活儿”,得看天时地利人和,很难“多快好省”。这“教育的性质类似农业,而绝对不像工业”的妙喻,不是我的发明,其实来自叶圣陶、吕叔湘二位老前辈。我特别担心慕课风行的结果,使得第一线的语文教师偷懒或丧失信心,自觉地降格为某名校名师的助教。别的课我不懂,但深知语文课不能对着空气讲,“现场感”很重要,必须盯着学生们的眼睛,时刻与之交流与对话,这课才能讲好。只顾摆弄精美的PPT,视在场的学生为“无物”,这不是成功的教学,也不是称职的教师。
学文学太顺畅、太精英
都不一定是好事情
　　关于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的文学教育,我说过两句话:一是请读无用之书,二是中文系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现在看来,有必要增加第三句,那就是:语文学习与人生经验密不可分。
　　先说第一句,那是答记者问时说的。我谈到提倡读书的三个维度,其中包括“多读无用之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中国人的阅读,过于讲求“立竿见影”了。在校期间,按照课程规定阅读；出了校门,根据工作需要看书。与考试或就业无关的书籍,一概斥为“无用”,最典型的莫过于搁置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历史等。而在我看来,所谓“精英式的阅读”,正是指这些一时没有实际用途,但对养成人生经验、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有意义的作品。
　　第二句则是在北大中文系2012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中文系出身的人,常被贬抑为‘万金油’,从政、经商、文学、艺术,似乎无所不能；如果做出惊天动地的大成绩,又似乎与专业训练无关。可这没什么好嘲笑的。中文系的基本训练,本来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马行空,逸兴遄飞。有人问我,中文系的毕业生有何特长?我说:聪明、博雅、视野开阔,能读书,有修养,善表达,这还不够吗?当然,念博士,走专家之路,那是另一回事。”
　　这就说到了第三句。引述章太炎“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似乎有点高攀；那就退一步,说说普通大学生的学习状态。不同地区不同水平的中学毕业生,通过高考的选拔,走到一起来了；可实际上,他们的学习能力及生活经验千差万别。一般来说,大城市重点中学的学生学业水平高,眼界也开阔,乡村里走出来的大学生,第一年明显学得很吃力,第二年挺住,第三、四年就能渐入佳境——其智力及潜能若得到很好的激发,日后的发展往往更令人期待。如果读的是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其对于生活的领悟,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对于幸福与苦难的深切体会,将成为学习的重要助力。
　　某种意义上,学文学的,太富贵、太顺畅、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多难兴邦,逆境励志,家境贫寒或从小地方走出来的大学生,完全不必自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