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艺回归我们的精神生活

齐鲁晚报     2021年05月22日
  《洞穴与后窗: 从文字到影像的旅行》 翟业军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刘仲国

  《洞穴与后窗》是翟业军的第三部个人学术专著,收录的19篇论文,都是他对近年来文学、电影、话剧、纪录片名家名作和当代文化现象进行深入思考后的用心之作。
  在这些文章中,作者延续了之前的学术基点:对人的现世生存的关注。他所看重的,不是本质意义上的、被“提纯”了的人,而是“不彻底”的人:“‘不彻底’是人类的悲哀,因为生命只能这样得过且过地挨下去,‘如匪浣衣’;说到底又是有慈悲意的,因为我们不必始终锃明瓦亮,我们可以保守着我们的黑暗,不让外人涉足”(《七巧,还是繁漪?》)。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从来不是单纯的黑和白,很多人、在很多时刻,无论是思想还是生活本身,都无法以好坏、是非、对错来简单地进行二元论概括和判断。面对世界的具体和复杂,我们的内心常常百转千回,却又无能为力。
  这种杂色的、变化的地带和过程,正是文艺作品的关注点,也是作为批评家的翟业军所着力之处。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他始终在寻绎人物的精神成长性,因为只有生动蓬勃的人生才是值得过的,有意义的。毕竟,人生虽多不易,但是向上向善之心总是为大多数人所葆有。犬儒主义哲学(或所谓“佛系”)的逆来顺受毕竟不是社会生活的主流,更不应该是文艺作品的方向。文艺虽然“无用”,但毕竟还有“无用之用”,否则它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又凭借什么得以绵延升华?给生活以暖意,予人生以善意,这是翟业军的学术姿态。
  “动起来”,让文艺重新回到我们的精神生活,是翟业军对改变中国文学一向以板滞、静穆为审美追求的呼吁。这不仅体现在他对艺术作品中人物精神世界的要求上,而且也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独特的批评风格。翟业军放弃了批评文章一贯的四平八稳和面面俱到,采用了一种新鲜活泼、灵动生辣的文风。传统的文艺批评还要求批评家隐藏起自己的在场,以第三人视角对作品和艺术家作出“客观”评判,以显示自己的权威性和指导者地位。但是,批评既然是一种评判,又怎么可能做到“客观”?文艺批评为什么一定要“无我”?既然真正的客观并不存在,那么,为何不回到自己?只有“我”是在场的,“我”对文本的解读才是真实的。真实的“我”与真实的“你”和“他”在文本中相遇、交锋、缠斗,火花四溅,缪斯女神才能显影,美美与共才会成为现实。于是,翟业军干脆直接采用了一种极具主观色彩的批评方式。
  看他的批评文章,感觉就像是两个充盈的生命在激切地、峻急地、尖锐地对话、论辩,语词和情感的密度很大,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破解秘密的快感,一种畅快表达的冲动——这是在以真正的文艺的方式进入文艺,是力与力、美与美的碰撞与传递。传统的客观性隐匿了,批评家的上帝权威消失了,但是,艺术真正能打动人的力量,不就是在这种“高能”状态下被呈现、被领悟的吗?
  文艺批评也是一种创作,独创为美,耻与人同。在飞扬灵动的个人风格之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在翟业军的文章中,很少引用别的论者的观点。即使有,也经常带有一种商榷的态度。进入文本内部,他只会调动起自己全部的知识储备精耕细作,爬梳钩稽,而无暇他顾。文本于他,既是“迷宫”,自己一个人进得去也能出得来;又是“迷楼”,他喜欢驻留的欣喜,会心的愉悦,正如他本人在解读王安忆的《考工记》时所言。这是一种顿悟之美,也是苏格拉底式的快乐。文章中那些反复的诘问,不正是一种辩难,一种确信,一种释放吗?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让翟业军的文章在各类出版物上极具辨识度。
  在这个意义上,我理解了有的作家确实是“怕”他的,而有的自然是喜欢他的——因为他的懂得,他的犀利,让艺术家与批评家在共同的成长中,不只体会到了创造的快感,还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尖利的痛感。痛并快乐着,才是对艺术之美的真实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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