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杂志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对办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提出殷切期望。
　　创刊于1951年5月1日的《文史哲》杂志,是一份在海内外人文学术界享有巨大声望的老牌学术期刊。它是学术发表的主要园地、人文学术潮流的引领者,更被学界视为学术风向标之一,在海内外深受尊重和推崇。近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专访了《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看这份“新中国第一家高校文科学报”背后的坚守和理念。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首席记者　郭春雨
记者　田汝晔　李家澍

　　记者:咱从给总书记的信开始吧,是大家一起商议写的吗?
　　王学典:给总书记写信是我们编辑部集体的想法和请求。因为总书记特别关心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特别关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特别关心对中国道路和中华文明的研究。
　　《文史哲》杂志从创刊以来,就侧重于对中国古典学术,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最早启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探讨的一份杂志,是新思潮的阵地。
　　人生七十古来稀,《文史哲》创刊70年了,是目前国内时间最长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所以我们就想在《文史哲》70周年之际,向总书记汇报一下我们的办刊情况。

　　记者:收到总书记回信,是否出乎意料?能否谈一下你们的心情和当时的情况?
　　王学典:收到总书记回信的时候是5月9日晚上10点多,当时我吃完饭正在散步,接到这个消息后感觉非常振奋。第二天把总书记回信内容传回编辑部,编辑部都沸腾了,大家兴奋异常,上午召开集体座谈会,研究这封信的内容。这封信内容非常丰富,有对我们历史的肯定,也有对我们未来的期待,同时也面向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现状提出了期许,我们全体编辑用了整整一个上午来体会总书记的回信。
　　我感觉,高兴是一时的,压力是永久的,如何不辜负总书记的期待,不辜负学界的期待,不辜负社会各界的期待,这是我们压力的来源,也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记者:总书记为何在回信中提到骨气和底气?什么是骨气和底气?
　　王学典:在我看来,我们的底气主要是指我们的文化自信,来源于源远流长的中华五千年文明。中华文明“礼义”“仁爱”的文化主流从没有变过,内核在发展中也得到了持续的丰富。中国人的底气就是中国人强起来了,体现在科学技术、国家的综合实力,以及我们所选择的独特的发展道路、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等方面。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现在中国终于强起来了。
　　“强起来”的中国,敢于在世界上表达我们自己的价值和追求,敢于提出我们的方案,我觉得这就是关于骨气的问题。我们不会屈服于任何外界的压力,西方列强欺负我们的历史一页已经永远翻了过去。现在我们可以平视西方。中华民族始终追求和而不同,大家庭的观念始终非常强烈。我们把整个人类看作一个大家庭,人类命运已经成为共同体,剩下来的是这个大家庭如何相处的问题。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会像其他国家一样想去当大家庭的家长,指挥其他成员,我们追求的是大家平等,在整个世界民族之林当中,大家的地位是一样的,应该各自享有自己的尊严,都有能力来捍卫自己的尊严。
　　从这个角度上讲,骨气和底气是个统一的问题,骨气来源于底气,底气是以骨气为基础的。

　　记者:现在有些舆论认为学科建设是象牙塔内的事。从回报社会、回报时代的角度来说,学科建设的价值应该是什么?从这个角度看,学术评判的标准应该是什么?
　　王学典:这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特别关心的问题。我认为现在的哲学社会科学不理想的一个原因在于我们过于强调学科建设,而不强调学科转型。学科建设关注的是多少导师、多少学生、多少教授以及承担多少项目、发表多少论文等等。加快进行学科转型,需要从西方的学术轨道上抓紧转移到本土化的道路上来,将学科建设转型到本土化的道路上,我觉得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在我国的物质极端丰富之后,财政对学科建设的投入也越来越大。很多人用这笔钱来建设和经营自己的学科建设的“安乐窝”。这种架构在“象牙塔”中的“安乐窝”注重论文、项目,而不愿直面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不愿意扑下身子,沉下去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调研,研究中国经验,研究中国的特殊的道路。我们总是介绍一位学者发表多少论文,从来没有人问他的文章解决了多少社会问题。
　　一篇论文的影响因子能够解释中国社会吗?我们目前一些高校,包括几乎所有的著名大学,很少有人把社会科学的成果拿到社会现实中进行检验。包括研究经济学的一些学者,一些学者的经济学理论解决了多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具体问题?在研究理论上有哪些推进?有哪些原创性?我认为当前的主要矛盾应该是加快进行学科转型,而不是学科建设。
　　作为《文史哲》期刊来说,意识到学科转型的问题后,应该鼓励那些从事这些方面研究的学者,我们也确实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不是一个期刊能够解决的,但如果因为这是个大问题就都不解决,都放到一边去,那这个问题永远不会解决。

　　记者:“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一大批著名学者是在《文史哲》刊发了他们的处女作、成名作或代表作,这些“新作者”和“论述现实”的文章,如何筛选和选择?这么多年过去了,《文史哲》变了吗?
　　王学典:没变,但是我们应该考虑新的现实。比如说发表在读学生的作品、本科学生的作品,这是上世纪50年代我们的做法。当时我们处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面临的问题和任务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去置换在民国时期占主流地位的民国学术,面临的重点是学术转型。在学术转型之初,我们更注重看一些新的东西、新的观点。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经过了70年的学术积累,已经取得了海量的学术成果。一个25岁刚毕业的青年很难把这些海量的学术成果消化掉,当然也有一些杰出的青年可以做到,但毕竟非常少。我们对文章的选择也就有了一些转变,我们需要作者有丰富的文献积累和阅读,阅读是需要时间的,严格来讲在读的大学生难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也是在研究生毕业后,三十岁出头在《文史哲》发表了作品。目前我们对青年人的界定也在延伸,不局限于一些本科毕业或者研究生毕业的青年学子。我们对于作者,不管身份是什么,在学术上一视同仁,以质取稿,但是如果有同水平的文章,我们还是会优先考虑青年学者,因为成名的学者代表过去,青年代表未来,扶持青年就是扶持未来、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