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　　
　　一个人的为人处世和价值观念,往往与他的家庭环境有着密切关系,而家风则更是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家风大道无形,看不见摸不着却时时处处在影响着我们的心智生命和言行举止。
　　我成长于一个极为普通的农耕家庭,自然无法与书香门第气质相提并论,可也有其不容轻忽的价值,如今念想起来更是感恩于这个家庭的家风对我的煦育和滋养。父母都是白手起家的农家子弟,在上世纪70年代结婚初期遭遇了巨大的困境,但他们携手度过了婚姻生活中的第一道难关。到了1984年,父母靠着多年的勤俭节约和辛勤打拼积攒的一些钱,建起了院子里第一栋全是红砖结构的房子。父亲虽然担任过村里的一些职务,但这方面收入低微,他也从不以此自傲傲人。家里主要的收入是靠农耕和种植蔬菜瓜果售卖。记得儿时,晚上写好作业,我们就要帮助父母捆扎豆角之类的蔬菜,第二天一大早父亲骑车带去镇上甚至县城出售。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读高中开始,母亲就一直在村里小学后勤服务,为全校师生做饭菜,无论是夏日暑热难耐,还是冬日寒风凛冽,她尽心尽力持续工作了二十年,赢得了师生一致的交口称赞。我们三兄妹读书花费不少,但父母很有计划,省吃俭用,所以也基本上可以应付得过来。后来到了2003年,因为家里只有一层楼的房子过时而且不够用(我读高中时哥哥结婚了,我每次寒暑假回家都是借宿在邻居家里),所以又一鼓作气借债修建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子。从那一年起我离开衡阳到上海读研究生,读书那六年自然在经济上对家里也没什么贡献,全是靠父母精打细算将这些债务还清。
　　我们三兄妹读书都不错,原本应该都可以从乡村走出来,可是勤奋用功的大哥上世纪90年代初考中专失利,又生了一场病,读高中没多久就中途辍学了。天资聪颖的妹妹为了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选择了去读中专,学历自然也影响了她在更高的平台上发展。我发现一些中国的父母都更愿意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简而言之,就是父母往往更愿意去扶持和资助条件相对优越的子女,对经济条件差一点的有时候反而不能平等对待,甚至刻意冷淡。我和妹妹参加工作、成家之后相对比较独立,父母这么多年大多数时间都在照顾哥嫂的两个孩子,自然在经济上也是补贴他们较多。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哪个孩子困难一点,做父母的就应该向他倾斜。他们以自身的言行与选择印证了这种价值观,我和妹妹也深深认可这种观念,并无任何不平之感。我后来一想这其实是最符合道德的原则,也跟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讲的公共政策中的差异原则(照顾弱势者)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观念对我的影响甚为深远,对于社会中的相对弱势者或者边缘者有感同身受的共情能力,愿意去更多地聆听他们的声音,了解他们的处境。
　　母亲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她对金钱的态度。我家自然是不算富裕的家庭,在湖南的乡村可能算是小康之家吧。但母亲一直传递给我的观念是:金钱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选项,情义比金钱更重要,人也不是钱挣得越多越幸福,只要够开支就行了。母亲尤其不喜欢那些像守财奴一样活着的人,她和父亲对待亲友很慷慨,从来不是算计和交易型的活法。所以母亲很不喜欢哭穷,她觉得人活着就应该有志气,哭穷不会让人活得更好。我工作这么些年,父母也几乎从未开口跟我说过入不敷出了让我寄钱回去。我们三兄妹从小到大的成长,母亲很少在我们面前诉苦,讲述她的艰辛与压力,更极少谈及养育我们的不易。我很晚才知道母亲早年时所经受过的巨大苦难。
　　母亲自然没有读过孔子对弟子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样高深的话,但她以其言传身教,让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朦朦胧胧懂得了这个道理,后来读到这句话时一下子就能结合自身的生命经验来“顿悟”。很多中国的父母习惯于向孩子诉苦甚至抱怨,亲子关系就变得紧张,这样变相的“市恩主义”其实就让孩子生活在一种由抱愧和内疚构成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中。母亲的这种金钱观耳濡目染之间悄然形塑了我的性情,对于物质和金钱没有一种拜金主义的狂热和焦虑,也没有一种过度节省的小气和吝啬。这其实也是母亲对我丰厚的馈赠,有了这样一种金钱观,我就不会总活在一种作茧自缚的不安心灵之中,日常生命自然会朝一种超越世俗的面向努力。
　　我想家风就是一个家庭里由一些具有典范意义的事情和言语举止所构成的意义之网,它让我们懂得了人之所以为人应该具有的价值观念、处事方式和生命尊严,它更让我们明白生命意义的根源与归属,它才是人生真正的第一课。
　　(转自《文汇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