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的那一代“知识人” 　　□薛原

　　李怀宇的《如是我闻》放在案头已有一段日子了,不时取来随手翻上几页。的确是随翻,翻到哪页读哪页。李怀宇说,他采访过种种人物,见识过种种现象,最终留在他纸面上和印象深刻的还是那些渐行渐远的“知识人”。对他采写的这些“知识人”,我翻阅着目录上的名单大多熟悉——当然我说的熟悉是从阅读的意义上来说:杨宪益、吴冠中、王元化、王世襄、汤一介、赵俪生、辛丰年,等等。尽管这些“知识人”我都“熟悉”,但对李怀宇的这本访谈录仍然读得津津有味,原因就在于这些采访都是李怀宇的第一手访谈。他的访谈绝非泛泛的采访,而是提前做好了案头准备,最后也是在坚实的史料确证下定稿,给那一代“知识人”留下了真实的风貌。
　　2007年3月12日下午,李怀宇来到周辅成先生位于北京大学朗润园的家访问:房中挂着周先生手书的条幅,其中有一幅引自《孟子》:“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写字台的玻璃下压着两张纸,其一为:“如何应对危难?伏尔泰:‘一笑置之。’卢梭:‘无动于衷。’耶稣:‘不用忧愁。’孔子:‘道不行,乘桴游于海。’孟子:‘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这样的风景也呈现出周先生的精神。
　　对采访的这些“知识人”,李怀宇对他们的简介也简明扼要,譬如介绍周辅成(1911—2009):四川江津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家。著有《哲学大纲》《戴震的哲学》《论董仲舒的思想》《论人和人的解放》等。
　　李怀宇说:周辅成与辛亥革命同年,除了步行不便外,神采奕奕,讲话中气十足。九十一岁时,周辅成写了《〈吴宓诗集〉吟诵记》一文,对这位当年在清华园的老师,周辅成认为:“吴先生并不是好斗的勇士。他并不想做贵族派、顽古派的诗人；他只是看到新派诗人中,有人竟把作诗看成就是说话,不讲究形式、韵律和格律,认为有律就是有拘束,就得求解放。这种口号或见解,不但不重‘意境’,而且连诗所依赖的音乐成分、绘画成分,一概视为外来的因素,这样的诗,等于取消诗的存在。吴先生不赞成这样的文学改良。要为旧诗、古文争口气。”
　　周先生的家中藏书甚丰,唐君毅的著作占了一角,谈起这位昔日好友,周辅成颇多感慨,专门取出2006年底写的《向唐君毅先生致敬》:“唐先生对人类,爱其生,悲其苦,一生依靠一只手,一支笔,表达他的善意。他对自己‘进取’而又‘有所不为’；片刻不忘求仁取义；慎思、慎言、慎行。”谈起抗战期间和唐君毅创办《理想与文化》的经历,周辅成让李怀宇拉开抽屉一格一格地翻找,最后找出一沓《理想与文化》的旧刊……一提到当今学界的不良学风,周辅成顿时神情激动,大为针砭。
　　对于当年的清华校园生活,李怀宇问周先生:“陈寅恪先生上课是什么样的?”周辅成说:“陈寅恪先生的课我听过,讲中国中古哲学史。那个课,胡适之没有办法讲,所以他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上部,但是陈寅恪就能讲下去。当时,冯友兰是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他专门派他的助教来听陈先生的课,录下陈先生讲课,备他写中哲史之用。陈先生的课,刚开始很多人来听,后来就变成我和冯友兰的助教,还有另外一个人听这个课程了。陈寅恪上课,并没有条理,也没有形成讲稿,他手拿一个书夹子,里面装一些条子,是读书的时候记下来的,根本就没有形成文章。常常风一吹,把条子吹走了,他在地上到处找,所以他教书不在行。那时候的学风,跟现在不一样,教师讲课很随便的,但是跟有学问的老师谈一阵,却可以得到不少学问。求学问,主要还是靠自己,不是靠老师。”这样的上课场景,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
　　再如写赵俪生:
　　2006年12月16日,兰州下过一场雪。清晨八点半,天渐渐变亮,兰州大学一片白茫茫。李怀宇到了赵俪生先生的家中,赵先生和他的两个女儿早在等候。赵俪生开口就说:“我是一个典型的北方人,优点缺点都在这里。”赵俪生情绪高昂,说话抑扬顿挫,略带山东口音,品评一些不喜欢的人物时,口无遮拦。
　　关于赵俪生,李怀宇如此介绍:赵俪生(1917年—2007年),山东安丘人,1934年入清华大学外语系读书。曾任教河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中国土地制度史》《篱槿堂自叙》《赵俪生文集》等。
　　赵俪生谈到自己经历起伏时,不无感慨地说:“我是中人以上的资质。我一辈子的特点就是勤奋,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我是一个勤奋而又勤奋的人,在勤奋上我不一定能得100分,但是也差不多。”对那些在历次运动中整过他的人,赵俪生则嬉笑怒骂。
　　1934年,赵俪生进入清华大学外语系。李怀宇问赵先生:“当年您考大学时,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同时录取了,为什么选清华大学?”赵俪生说:“当时我看了清华大学,觉得搞得很洋气,就读了清华。那时候选择专业的能力还是比较差,清华大学外语系那么有名,可是我读到三年级就后悔了,就连钱锺书也是这么说,我们那些老外教师都是在外国混不下去,到中国来混饭吃的。”李怀宇说,话虽如此,当年清华大学可谓名师云集,他特别提到闻一多先生。赵俪生便说:“闻一多先生那时刚进去,他是后来打出名头来的,我一直很敬佩他。”
　　李怀宇问赵俪生:“您在清华园读书用功吗?”赵俪生说:“在清华园时,我不是一个好学生。我很不喜欢在清华读书,那么我就混,譬如说,好多同学都是很喜欢体育运动,我不喜欢。我就从事翻译工作,有两年时间,我就和同学合作翻译第三国际办的《国际文学》,在国内可以发表,有时候一篇文章的稿费有一百块钱,那就够半年的饭费了。有人叫钱锺书考清华外语系的研究生,钱锺书就说:清华外语系的老师没有一个配当我的老师。可见他也知道那些人都是混饭吃的。我去听中文系的课,也听冯友兰的课。”
　　在清华园,赵俪生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当过清华文学会的主席。赵俪生回忆:“我从高中考上大学,变化很大,眼界就开了。特别是清华的中文阅览室和外文阅览室,我就看到了世界上许多东西。因为那时候我表现比较好,写写文章,开会发发宣言,和我一块活动最有名的女同学就是韦君宜,男同学就是王瑶,我们这几个人都是笔杆子。但是我对一个组织原则不赞成,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我觉得有的时候多数并不代表真理……所以我一直就保持少数,也一直吃这个亏。”
　　在李怀宇采访的这些“知识人”中,我最陌生的就是香港的曾敏之。也正是在李怀宇的访谈里,才走近看清了曾敏之的人生风景。李怀宇说:曾先生的客厅里挂着饶宗颐、黄永玉、关山月的画,沈从文、罗忼烈、洛夫的字。一幅幅说起来都有渊源,见李怀宇在沈从文的章草前驻足良久,曾先生说,那是沈从文晚年难得的手笔。几天后,曾先生让他将沈从文书法的图片冲印放大,原来北京现代文学馆想拿去展览。当年,曾敏之在《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信念的熏陶下,自有执着的坚持。路见不平,化为激扬文字,是曾敏之这一代报人的率真理想。在新闻与历史之间,曾敏之从未辜负手中的笔。
　　2006年8月3日,李怀宇在曾敏之先生家深谈。回顾往日风雨,曾先生觉得感伤得多,但付之一笑,淡淡地说,“我觉得时间是赚回来的。”晚年,曾先生往返香港与广州两地。在香港,他主持香港作家联会的活动,时常邀请名作家进行文化交流。生活上一个人自理,他笑道:“香港是个大染缸,声色犬马都会影响人……”
　　经过多年交往,李怀宇深感这位报界前辈的古道热肠。他们曾在香港北角碰杯,在湾仔吃冰淇淋,在广州喝早茶。曾先生告诉他,当记者一定要和采访对象交朋友,建立长久的关系。尽量读点历史,学点诗词,懂点字画,这样和文化人就更有可聊的话题。这些报界秘笈,是曾先生数十年风雨中悟出的经验之谈。李怀宇说,像曾敏之这一代报人,只要记下平生亲历之事,已是精彩的文本。
　　关于曾敏之,李怀宇的介绍也是寥寥几句:曾敏之(1917—2015),生于广西罗城,祖籍广东梅县。曾任《大公报》记者、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文汇报》代总编辑、香港作家联会创会会长。2003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荣誉勋章。著有《拾荒集》《文林漫笔》《望云楼随笔》《望云楼诗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