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倩

　　一些不认识的朋友,见面说得最多的是我的文章。扪心自问,文字不过是一扇门,进进出出,聚了又散,能留下什么呢?不过是生与死的对话。又如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诗句,“每个人都是一扇半开的门∕通往一间共有的房间”。一扇门,也是一种命运。罗伟章的长篇小说《谁在敲门》,陪伴我度过最孤独难挨的春天。眼看盛夏撩起裙角,再回过头来重读,心里竟涌出一段话:一个人总会面临两次死去,一次是肉体的消逝,一次是至亲的离世。
　　《谁在敲门》开篇即是震颤:“有时候,敲门声是人的脸,也是人的心,哪种人敲出哪种声音,就跟哪种人会说出哪种梦话一样。当这个声音响起时,已去胸腔里荡过一下,夹带着气恼、自大和经过掩饰的逆来顺受,传到指骨,传到门,然后才传进屋子,大姐就知道,是兄弟来了。”我始终觉得,敲门声不啻“招魂术”,唤天堂里的父亲回家,把兄弟姐妹聚在一起。
　　当下很多小说写亲情直奔葬礼,倒叙回顾过往岁月,牵扯出一大家人乃至整个家族的爱欲情仇,读多了恍若掺水的雪碧,寡然无味。《谁在敲门》没有遵照常规的模式书写,作者的谋篇布局波澜不惊,又处处埋着“惊雷”。从许家老父亲过生日、生病住院、父亲葬礼、亲友远离故土的各自走向或不同活法,从生写到死,又从死跌宕生。在作者眼中,“光与影、爱与恶、生与死往往只隔着一道门。门里门外,是不一样的人生。”那一个个渐次炸裂的“惊雷”,就是叩问人性。
　　全书的导火索是父亲的病。作者着重写了四个节点:父亲住院时的惊慌失措、陪床时的手忙脚乱、放弃时的迫不得已、去世后的追悔莫及。这与常人的情感心路没有什么区别,作者却掘出了深度——父亲的病,使兄弟姐妹的命运殊途同归,陷入孤独和痛苦的心境。“我这寂寞心境,在父亲住进来的当天就有了,像有一种东西,很严重地冒犯了我。是父亲经受的痛苦吗?可以说是,但又不像是痛苦本身,而是痛苦强加给我的感觉。痛苦是肮脏的。病和老,是痛苦的原因,却不是根源。根源是人生。”这段话其实很难理解,痛苦是肮脏的,并非意味死亡也是肮脏的,而是指向卑微的生命本身。父亲的病使子女们敲响了死亡之门,从虚掩的门缝里瞥见自己的归途,就这样边审视边战栗,在恐惧不安中接受骨肉分离,也就接受了生命的不完整。
　　弗罗斯特在《彻底奉献》中写道,“我们总是先属于土地,然后土地才属于我们。”《谁在敲门》以63万字的体量,诠释的正是这句话的真谛。小说中的“我”叫许春明,出生农村,在省城画报社做编辑兼诗人。“我”的返乡串联起省市县镇村多个层面,把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生动呈现。最感人至深的莫过于父亲住院和葬礼两部分。父辈的生老病死,藏匿着一个家族的因果轮回,给父亲过完生日返城时,“我”晚上突然接到电话,父亲进了医院。从与朋友的酒局上抽身,“我”赶到医院陪床。父亲住院期间,给予“我”最大安慰的不是兄弟姐妹,而是程护士。程护士是“我”的佛,“父亲分明是划不动的船,可在她眼里,照旧还是一艘旧船”。程护士的耐心和细心,反衬出家人们的敷衍了事。当父亲病重需要打蛋白时,只有“我”站出来去交费,但没过多久,还是选择放弃,把父亲接回了老家。后来,“我”才明白“人死在外面,就进不得堂屋,其实就是不要病人在医院住久了”。这些风俗是因为穷。当死神出其不意地偷袭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算计与嘴脸,纤毫毕现,如若针芒,每一根都硬扎扎的,直抵心灵深处。
　　作者着重写了大姐和大姐夫。父亲在世时,大姐说,“你将来走了,我是不会哭的。”父亲葬礼上,大姐的哭和她的笑一样,猛烈,锐利。每个人表达悲伤的方式迥异,在“我”看来,父亲的离开带走了自己的童年,还有故乡,“如果说父母生活的地方就是故乡,我母亲早死了,现在父亲也死了。大姐说女人没有故乡,我不是女人,同样也没有故乡了。故乡在我心里,就像一列奔跑的火车,车身已远去,只余下苍茫的汽笛和铁轨的震颤。”正如诗人刘年的独白,“故乡是堂屋正中央∕那一具漆黑的父亲的棺材。”
　　作者以绵密而干净的语言,勾勒出一幅乡村版的“清明上河图”,父亲、大哥、大姐、二姐、兄弟、燕子、侯大娘、四喜、李志、达友、秋月、许兴等,错综复杂的关系,眼花缭乱的场景,叫人有些晕眩,却毫不厌烦。特别是葬礼上,作者更是不吝笔墨,礼生、阴阳、知客、厨师、搭彩匠、哭丧人、舞丧队、杀猪匠等民俗与礼节无形中平添了魔幻色彩。我始终觉得,作者如此下力气描摹这样一幅悲欣交集的俗世长卷,既有挽留传统之意,更多的则是诠释乡村衰败不可逆转的现实悲剧。
　　有人说,《谁在敲门》是乡村版的《红楼梦》,俨然是有一种传统血脉在里面,但是,这样简单类比又显得过于粗暴。书中穿插着“我”与好友谭瑞松的对话,关于善,关于死亡,关于艺术等。谭说“我”太虚伪,“我”回说,我是个低处的人。谭又说道《红楼梦》,“我们读《红楼梦》,为啥子读到王熙凤死了就没趣味?其实等不到她死,她病了就没趣味了。因为整部书里,九成以上都是阴质人,极少几个有阳刚气,王熙凤名列第一。她是一束光,尽管是杂色的。可阳光不也是杂色的吗?这杂色的阳光,能让万物生长,阳光没了,众生寂灭,大地荒芜,从哪里去寻找趣味?”所谓趣味,就是活着的意义。
　　他们的对话看似闲笔或斜逸旁出,却阐释出一个道理——人性的卑微与脆弱。“我”多次说道,父亲是卑微的,“我”的诗也是卑微的,“卑微的哪里只是父亲,我的诗歌,每一行都流淌着卑微的血液,便用超脱和抵抗,去装点卑微。”这样就不难理解,作者的初衷正是借父亲过生、父亲的病、父亲的死,叩响时代之门,或许在他心目中,只有如此厚重如此绵密的虚构,才能促使他抬起那只卑微的手,向一个时代致敬。“人是一个一个地活着,但人活的,不是个体,而是时代,自己的时代过去了,即便你的身体还活着,心却跟着时代一起埋葬了。”
　　读这本书时,我偶然看到爱尔兰诗人帕特里克·卡文纳的诗歌《给老木门的献词》,在心头轰鸣。“久经时日和风雨∕连做柴薪也不堪用∕门上已无点漆色可掩藏那皱纹……我还怎能爱上那守护富农田地的大铁门?∕它们生硬,不可亲,在水泥门墩上不停∕摇摆——它们指尖尖削,如古老的长矛∕但你我血脉相亲,老木门∕因为我们遭遇了同等的命运。”
　　我顿悟,《谁在敲门》不啻于作者写给故乡的祭词,也是深情的挽歌。无论身处何处,无论世事变幻,人与人的命运总是殊途同归,门里门外,遇见众生。小说结尾处,藏着一个文学黑洞,大姐上吊自杀了。大姐和大姐夫李光文当年去新疆的经历,一直避而不谈,最终揭开真相。无所不能的大姐夫曾经两次锒铛入狱,一次是在伊犁从表叔那里偷了三百块钱,被关进监狱三年,表叔的宽容使他们有了条活路。另一次也是因为穷,别人需要钱,他去扶穷,又把自己弄进牢里去了。大姐曾说,“他把好东西搁在明处,有时也不是显摆,是穷怕了,穷出病根儿来了,要眼里光亮,他心里才踏实。想起来呢,也是可怜。”可怜,是惜福,也是悲悯,生动刻画出人性的复杂,真实又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