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第一次对王阳明有所了解,是十多年前从《明朝那些事儿》里了解到明朝居然有这么一位奇人:饱读诗书,本应舞文弄墨,却在战场上屡建奇功；学问看似直白,著述寥寥,却引得天下读书人疯狂追随。
　　多年来,解读阳明学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阳明学方兴未艾。长期从事明清学术史、明清文学、现代文学研究的周志文在著作《阳明学十讲》解读阳明学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秉承“有一分证据才能说一分话”的严谨态度,仔细梳理后呈现出这样的王阳明:“阳明整个人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个‘异类’”,自小不受绳墨约束,不喜“儒家四平八稳的那套”,喜兵法韬略,有经略四方之志,后又对道教、佛教感兴趣。然真正“折节”做起正统儒家学问来,冲突、波折不断,困顿、挫折接连,好奇和怀疑促使他不断思考,最终构筑起以“致良知”“知行合一”为核心的阳明学。
　　从“后知后觉”的角度看,阳明心学的形成,是他孜孜追求学问而不达,重新寻找的结果。许多人接触阳明学,是从他“格竹子”的故事开始。“格竹子”的失败令王阳明意识到理学“格物致知”的局限性。周志文全面梳理了儒家学问“经”“传”,以及程、朱理学一路传承的历史脉络。求学心切的王阳明对传统虽笃信但不迷信。“格竹子”的失败“迫使”他不得不寻找新的学问路径,“龙场悟道”本质上是他不断思考后的茅塞顿开。
　　周志文指出,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在思考方式上有着明显的不同。阳明“挣脱了几百年以来‘理学’的束缚,提出了‘良知’这个观念”,强调“良知”是人的“天性”,认为“良知的标准早根植于我们的心中,无须朝外去求,朝外求也求不到,我们只要依着这既有的良知去善去恶”,人皆可成尧舜。不难看出,阳明学实际是回归人性本原,从本原出发,认为天下道理不外乎人性本原。正因如此,阳明反复强调的“良知”,并不是读书读来的,也不是教化的结果,而是拂去种种干扰,回到人性的本原,正所谓,人之初,性本“良知”。
　　阳明学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学问门槛,让所有人回到人性本原的平等层面上,实际意味的是对精英权威的反叛。王阳明认为“圣人有很多地方不如一般的人,圣人不可自傲,而一般人也无须自卑,这是阳明意旨所在”。简单点说就是,一般人可以成为圣人,圣人本就是一般人,现实中的所谓“圣人”,只是权威营造的假象。事实上,在学术方面权威并不可取,“一旦成了权威,弊病便产生了,因为既为权威,就不准许有另一种权威存在”。权威有着天然的“排他性”,这是确保权威“子孙万代”的“本能”,其实也是利益最大化的彰显。
　　哲学的最大价值不在于告诉人们什么结果,而是引导人们从最本质的角度去思考。阳明学术的另一大贡献是“知行合一”。今天说来通俗易懂,但这是因为前人努力探索乃至反复试错,才形成了今天人们所共知的“常识”。“所谓‘知行合一’,除了指‘即知即行’之外,还应指良知必须在实践中印证。而‘知行合一’的‘知’,有实践的含义,如指知识、便是指可以实践的知识,并不蹈空,也不虚无”。“知”“行”不应孤立存在,“合一”才能蝶化。
　　除了追求学问,在周志文看来,王阳明还特别重视“兴教”。他办学既办精英之学,也办平民之学,所以“他到一地总会推广社学,兴复书院。社学推行的是平民教育,书院推行的是精英教育,阳明认为两者不能偏废”。他对讲学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认为“讲学的人不要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圣人模样出来,跟‘愚夫愚妇’讲学,必须和光同尘地用他们的思考方式,用他们习惯的语言,与他们打成一片,才能真正感格他们”。这些即便放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不过时。
　　阳明学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只是儒家思想的一种延续与阐释,就像与程、朱理学一样,都是儒学阐释的不同分野。阳明学并非没有反对者。虽然阳明战功卓著,但他显然对官场规则不太适应,这也是他尸骨未寒便遭到清算的原因之一。他的学术虽然声誉日隆,但也受到了当权派的打压,比如万历首辅张居正。就是从学术角度看,他的反对者阵营中也不乏李贽、顾炎武、王夫之这样的大儒。顾炎武与王夫之的反对更具有现实性,二者认为“阳明主张现成良知,弄得读书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最后把国家都弄亡了”。顾炎武有句话直到今天依旧振聋发聩,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读书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不经意像是在做历史的拼图游戏。如本书,就把以前读过的张居正、李贽等历史人物有机地串了起来,而且提供了不同的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