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山东的县衙和县令 　　在清代山东有多少县衙呢?清代山东共设十府96县,全省就有96座县衙,县令们就是在县衙里施令行政的。
　　□刘永加

清代县级行政区划
　　“山东”这一名称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那时,关中的秦人称崤山或华山以东地区为山东,他们也会把秦以外六国领土称为山东。到了唐朝,太行山以东的黄河流域广大地区被称作山东,唐代末年就有人以山东专指齐鲁之地了。金代设置了山东东、西二路,这时山东才真正成为政区名称。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年)正式设置了山东省。明代仍设置山东行中书省,驻地为益都,后又改称山东承宣布政司。
　　县级行政机构出现在秦统一六国后,当时秦始皇在全国推行了郡县制,县作为行政区划开始在山东出现。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到了清代,山东县级区划政权已经发展得很完善了。
　　据《清史稿·地理志》记载,清代山东全省辖有济南、东昌、泰安、武定、兖州、沂州、曹州、登州、莱州、青州10个府和临清、济宁、胶州3个直隶州,下设8个散州和96个县。具体如下:
　　济南府下辖,德州和历城、章邱、邹平、淄川、长山、新城、齐河、齐东、济阳、禹城、临邑、长清、陵县、德平、平原等县；东昌府下辖,临清州、高唐州和聊城、堂邑、博平、茌平、莘县、清平、冠县、馆陶、邱县、恩县、夏津、武城等县；泰安府下辖,东平州和泰安、肥城、新泰、莱芜、东阿、平阴等县；武定府下辖,滨州和惠民、青城、阳信、海丰、乐陵、商河、利津、沾化、蒲台等县；兖州府下辖,济宁州和滋阳、曲阜、宁阳、邹县、泗水、滕县、峄县、金乡、鱼台、嘉祥、汶上、阳谷、寿张等县；沂州府下辖,莒州和兰山、郯城、费县、蒙阴、沂水、日照等县；曹州府下辖,濮州和菏泽、单县、城武、钜野、郓城、曹县、定陶、范县、观城、朝城等县；登州府下辖,宁海州和蓬莱、黄县、福山、栖霞、招远、莱阳、文登、海阳、荣成等县；莱州府下辖,平度州、胶州和掖县、潍县、昌邑、高密、即墨等县；青州府下辖,益都、临淄、博兴、高苑、乐安、寿光、昌乐、临朐、安邱、诸城、博山等县。
　　县级是古代政治体系中的基层政权组织形式,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其长官为知县,“凡一州县之政令、赋役、诉讼、文教、农事诸项,皆亲自办理,故有‘亲民之官’之称。”知县行政办案的地方就称为县衙,清代山东有96个县,自然就有96个“县衙大院”。
山东遗存知名县衙
　　县衙起始于秦代设立郡县制,称“县治”,到明代称“公署”,清代也称“衙署”。对县级行政机构设置县衙,古人有明确的定义。明代的武英在《重建(余杭县)琴堂记》中说:“国家开设县治,必首建厅堂,为听政之所。”这里所说的“厅堂”,指的是县衙中的“大堂”。大堂为“听政之所”或“行政临民之所”,是因为县令办案及执行政务大都在此进行,所以古时会以大堂来代称县衙。但是,县衙除大堂之外,还有后堂、花厅、签押房、幕厅、六房、三班、监狱以及大门、仪门、宅门等,这一系列建置,才构成了通常所说的县衙。
　　其中大堂是正厅,面阔三开间或五开间,是衙署内最为高大的建筑。这是县令升堂理事的所在,所以又称为“治堂”。大堂之左置有大鼓,县官升坐大堂则鸣鼓。大堂后边就是“宅门”,将衙署分为“外衙”和“内衙”两大区域。内衙不仅包括知县办公的“二堂”,还有知县的住宅“三堂”。在清代,县衙门的建置格局较前朝虽有所变化,但基本一致,且全国各县衙门在格局与体制上大体都相同,山东也不例外。
　　如今山东遗存的清代县衙建筑已经屈指可数,其中比较知名的有临淄县衙大门和大堂,滕县县衙现在也只剩个大堂了,曲阜县衙仅存二堂。全省唯一能够看到大堂、二堂和三堂的老县衙当数即墨县衙了。即墨古县衙,位于青岛市即墨区中山街东端路北立法街29号。据记载,隋开皇十六年(596年)即墨迁城立衙,元代至正年间进行过重建,明清两代先后进行了十余次修葺和扩建,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县衙建筑群。
　　即墨县衙一堂,即正堂,或称“大堂”和“公堂”,是诉讼、审讯的场所。正堂为三建三进式建筑,东西两侧开耳房门,屏风后开门通二堂。后来经过维修,堂内恢复了旧时装配,二进上方悬挂“明镜高悬”与“忠爱”横匾,其两侧略低,悬挂“清正廉洁”与“执法如山”横匾；“正大光明”匾下安置案桌,执事、堂鼓等列排案桌前两侧壁下。正堂后面是二堂,配两厢。二堂还叫“印堂”“鸣琴”或“致远”,是议事办公和会客的处所。二堂后为三堂,也配了两厢,是县令与眷属的内宅寝室。现在即墨县衙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县衙里的人与事
　　清代县级衙门首要官员一般有知县、县丞、典史三职。知县总揽一县之政,秩七品；县丞分理粮务、水利、交通等,秩正八品；典史专司缉捕盗贼和监狱事项,秩从八品。此外县里还设有教谕、训导各一名,负责教学和文庙祭祀,秩正八品。
　　县衙内的设置有六房三班,六房分吏房、户房、礼房、兵房、刑房、工房,与朝廷六部对口。六房的职责是任免官吏、升降、考课、调动等事项。其中户房职责是掌管土地、户口、漕运、救荒、田赋、派捐等财政收支事项；礼房职责是掌管学校,贡举和风化教育、宗教以及接待宾客事项；兵房职责是掌管兵器、驿站、邮传、关禁等事项；刑房职责是掌管法律、刑狱；工房职责是掌管屯出、水利、交通、营缮、工匠等事项。三班为皂班、快班、捕班,其职责是,皂班,掌看守牢狱；快班又称壮班,掌传递召唤；捕班,掌侦查破案缉拿,各班人数不一,少则十余人,多则近百人。
　　县衙里具体办事的小吏被称为胥吏,虽不是正式官员,却负责维持衙门的运转。他们熟悉当地语言,对民俗民风、人情世故都很了解。同时,他们对各种规章制度、案例条文和政务内容都很清楚,因此胥吏凭借对律例的精通,操纵司法、借诉生财的现象十分普遍。贪图钱财、徇私枉法、诬良为盗,是当时胥吏表现突出的一个腐败现象。
　　对此,乾隆年间曾任莱州知府的清代名臣张船山就敢于管理与整治,惩治了一批利用办案侵害百姓利益、徇私枉法的害群之马。其中,莱州府下属的昌邑县有一个叫唐如松的胥吏,贪污受贿成性,他胆大妄为收受贿赂徇私枉法案发,张船山判打唐如松八十大板,发配到两千里外。掖县有个书吏叫程耀堂,是个著名的酷吏,案发后张船山判道:“审得掖县工房书吏程耀堂,倚仗官势,狐假虎威,横行闾里,无恶不作。该县令史炳文昏庸糊涂、贪墨酷虐,一闻报告即逮捕许靖康(当地一平民)到案,不问根由、不询原委,一言不合,即用大刑。史县令之荒谬狂妄,实堪痛恨。如此草菅人命,万非一革所可了得。应详请奏革后,再发交后任按律审断。胥吏程耀堂,索诈不遂,诬良作盗,应即斩决,以快人心。许靖康情有可悯,应即开释。此判。”
　　张船山对于县衙里腐败的胥吏、书吏等人的惩处,有效净化了县衙里的风气。
清代山东著名县令
　　清代山东96座县衙里出了不少著名的县令,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江苏兴化人郑板桥了。
　　清代乾隆七年(1742年)郑板桥上任潍县知县后,对一些积弊一律整改,并宣布:“不准贪赃枉法,鱼肉百姓,违者严加查处,决不留情。”对于前任留下的大量积案,不论是富商豪绅还是官场老吏,郑板桥一律秉公执法,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将积案一一判明,严惩了一些平日横行乡里的恶霸,当地百姓一致称颂郑板桥刚正廉明、明察秋毫,正如他写的那样:“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陕西武功人张玉树由山东清平知县调任峄县知县。到任后,张玉树仔细观察身边吏员的所作所为,凡有不端之举者一概罢免,当地政风为之一变,地方志也记载“胥吏敛手不敢为非”。他主政峄县十年,创建学校、兴修水利、设置义仓等,深受百姓爱戴。尤其是他将峄县的城墙、城楼加固修葺一新。时任兵部侍郎的陕西韩城人、状元王杰专门为他撰写了《峄县修城记》,镌刻于碑立于城内。由于张玉树治理有方,峄县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
　　在清代山东县令中,还有一位最为特殊的县令,他在任仅仅七个月,却留下了突出的政绩,这就是乾隆年间,河南偃师人、博山县知县武亿。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武亿被授山东博山县知县。博山县山多土瘠,产煤、石矾等矿藏,民多不务农,而以采矿为业。百姓用石炭、石矾烧做玻璃器皿,而官员多索取,前任知县均以此馈赠上官,“浸以成俗”,百姓“供亿繁多”。再者,博山县原先不设驿站,于是出现了“按户纳钱,买马以充邮递,刍秣之费,民则供之”的情况。当地本来资源丰富,却因为繁多的苛派,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地方官为了中饱私囊,视而不见。武亿深知民之疾苦,上任不久便“手书其患,苦请除之”,终于将这些苛派“皆裁去”。
　　武亿敢于为民做主,不屈服于权贵。博山县有绿营兵驻扎,营弁多有不法。士卒张保曾为营弁抢民女为妾,武亿闻讯后,立即派人将张保曾缉拿归案。营弁请上官出来说情,武亿坚决将张保曾绳之以法,“自是怫上官”。武亿奉公守法、刚正廉明,但是因为屡次得罪上官,任官仅七个月,便被劾罢。“县闻武君去官,携老弱入省几千余人,乞‘留我好官’”,却无济于事。
　　曾任山东布政使的孙星衍,是武亿的好友,他对武亿的遭遇曾有感慨:“武君真循吏也,在官七月而得民心。如是,令久于其任,治行当不止此。为县令者人人如亿,吏治之弊不至不可移易。暴吏负帑愈多,去之愈有所牵掣。强项吏一出而被劾,且以沽名相诟嫉。不遇非常察举之诏,何以厉廉洁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