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聚焦旧日华北农村 内卷的农业,被困的村民 　　□长庚

　　黄宗智教授的成名作、问世于20世纪80年代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近日迎来了第五版,该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是认识中国小农经济和明清近代中国史绕不过去的经典。书中基于包括“满铁资料”和地方档案在内的大量史料,以及作者实地调查所得资料,对明清以来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的特点做了深入考察,探讨了一系列影响中国社会走势的关键问题,尤其对中国华北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工业资本主义这一问题给出了前瞻性的解释,至今不落窠臼。
农业的怪圈
　　黄宗智是中美建交后,较早来华深入实地进行调研的学者。1980年全年,他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材料。一方面是查阅国内已经有不少人使用的“刑科题本”命案,从中挖掘与经济史相关的信息；另一方面发现了顺天府宝坻县的地方政府档案。同时,黄宗智还进入顺义沙井村,对“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初期调查过的这个村庄进行重访,做跟踪调查,并与多位关键村民长谈。另外,黄宗智还曾进入华北和江南多个地方政府档案馆搜集相关档案。
　　此前,西方的学者多着重研究中国较先进的地区,即那些商品经济较发达、社会分化较明显、宗族组织较高度发展的地区。因此,他们多强调村庄整合于市场系统与上层社会亲族网的一面。但实际上,中国地域广大,华北地区的情况与先进的南方地区差别很大。从单位面积生产率看,16世纪就有这样的记载:“南方田……有水利,岁可两三收几石。北地无论中下,其价其产与南悬绝,即土地亦不能与之比埒。”
　　华北平原自古遭受自然灾害较多。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计算历史上黄河决堤,有文献可考的共1593次。在排水不良的河北平原东半部和山东西北部,7月、8月大雨时,经常发生渍涝。1949年至1972年,华北平原每年平均有10%的耕地受涝灾。区域内季节降雨量极不均衡,春旱尤其严重,春季的平均雨量只占全年雨量的10%至15%。从汉代到清末,河北、山东两省有记录的旱灾达到1078次。
　　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之下,人口密度本应偏低。然而,华北却一直有着较高密度的人口,这与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有关。华北长期是中国文明的中心地区之一,也是中央政权的枢纽所在。国家政权的一系列扶植自耕农的措施,助长了本区人口的增长。
　　人口密度较高,直接影响到当地的耕作方式,比如降低了采用耕牧混合方式的可能性,因为生产一斤牛肉、牛奶或乳酪,要用好几斤饲料,会影响土地利用率。黄宗智指出,长久以来,中国农民基本是素食者,这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受制于中国的农业条件。
　　一个反常识的现象是,中国农业在20世纪30年代所达到的单位面积产量,实际上比当时已相当现代化的美国农业高出很多。华北平原单位播种面积的产量,和美国中西部差不多。但中国的复种率较高,是高粱、小麦和大豆两年三作的耕作制度,而美国中西部则是小麦、养草休耕和小麦的三年两作制。假如把复种因素计算在内,中国每亩耕地单位面积产量为216斤至247斤,或每英亩647斤至740公斤,比美国的每亩133斤或每英亩400公斤高出甚多。
　　原因是,华北平原的小农把耕作集约性发挥到极点,每英亩小麦所投入的人工是美国的23倍,每英亩高粱则是美国的13倍。黄宗智认为,高土地生产率与低劳动生产率的结合,证明了华北地区的“农业内卷化”。这种现象源自低产多灾的旱作农业体制的恶劣自然环境,以及助长高密度人口的国家体制。两者的结合,导致当时华北地区的生活水平远低于长江下游地区。
有限的社交
　　经济发展的水平影响着华北地区民众的社交关系和社会结构。
　　华北地区农业以旱作为主,且缺乏河道运输,因此,农村经济的商品化程度远低于长江下游和四川盆地。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和较少的农业生产剩余,会造成一个以自耕农为主的社会。因此,历史上华北的百姓在生产上与外界接触较少,社会关系相对简单、闭塞。
　　上世纪80年代,黄宗智曾深入距北京东北45公里、离顺义城仅2公里的沙井村,与70岁的李广志长谈数小时,从而对当地有了全新认识。李广志经常上集市,一有机会就去。1944年他与兄弟们分田之前,余暇较多,上集次数也较多。问他上集干什么,李广志答曰主要为“看热闹”。上集比在农场工作好玩,这比买卖东西重要,因李广志自己的农场主要种粮食谷物,实际上并没有很多的东西出售,也没有很多东西要买。上集时,他从不上茶馆聊天。李广志觉得上茶馆聊天是个奇特的念头,他在集市上也不和人交谈。当然他会看到一些面熟的人,但只“点头哈腰”为礼,而从不与人停下聊天。李广志觉得和村外的人聊天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黄宗智本以为李广志至少会与相邻的石门村的人交谈。石门和沙井只相隔一块菜园,而且自从1910年后两村共用一所学校。沙井约有三分之一的男童在该校读书。基于此,黄宗智推测沙井和石门两村之间应该有颇多社交往来。毕竟两村的居住点相距只约30米,而且孩子们同窗共读几年,肯定会在毕业后延续童年的友谊。但事实又一次出乎黄宗智的意料。李广志成年后几乎从来没有和石门村人交谈过。
　　黄宗智注意到,这种以村庄为界限的社交观,是当地村民的习俗惯例。邻里共同协助建屋的行动通常限于本村,不会延伸到相邻的村。办喜事时,首先邀请的是村中的族人和村外的亲戚,然后是其他的同村人,一般不邀请别村的友人。村中通行的乡间辈分关系,也以一村为界限。
　　他分析后指出,村民与外界的接触程度,由村子的商业化水平而定。经济作物的种植意味着有较多交易活动,也意味着高度的社会分化。华北的商品化和社会分化程度,直至20世纪30年代仍然比较低。“满铁”调查的33个村庄之中,有25个没有占地超过百亩的在村地主。黄宗智认为,华北平原的大多数村庄分化程度较低、自成一体,所以村民的社交圈子往往局限于一隅。
宗族不出村
　　南北方宗族观念的差异,也是中外学者一直津津乐道的话题,《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有自己的理解。
　　黄宗智调研发现,当时华北的宗族组织不太发达,宗族唯一共有财产是几亩坟地。在这个宗族活动较少的地区,清明节是族人聚会的几个最主要的场合之一。此外,族人一般在春节时互相拜访。有的先到同族家拜年,然后再到邻居家拜年；有的则在长辈家中聚会,向叔伯们叩头；有的在一个族人家中聚餐,族人轮流主持这个集会,费用由大家分担。除了祭祖和过年,族人一般只在有喜事和丧事时聚会。在他调查的华北村落中,没有一个家族设有共同的谷仓、学校或祠堂,也没有援助其他贫困族人的惯例。对同族特别照顾的具体表现,仅限于坟田出租的优先权,所收的租金一般与通行的地租无异。
　　黄宗智调查发现,华北地区宗族组织的空间范围,局限于一村的界线之内。宗族组织的薄弱,也就意味着村镇以及庶民、士绅界线之间联系的薄弱,村庄从而形成“内生的而又相当闭塞的政权结构”。在这种环境下,族内的纷争,例如分家时的争执,通常由族中威信高的人出面调解。这些人一般并非是族中辈分最高或年龄最长的人,而是族中最富裕和最能干的人。无法在族内解决的事项,例如不同宗族间的纷争,或村庄与外界的交涉,则由各族的领袖组成的“董事”协商处理。
　　黄宗智从客观条件角度对此给出了解读。他认为,华北平原多是旱作地区,即使有灌溉设备,也多限于一家一户的水井灌溉。相比之下,长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的渠道灌溉、围田工程,则需要较多人工和协作。这个差别,可以视为两种地区宗族组织的作用有所不同的生态基础。
　　当时华北流行四人一组的种植法、在犁地时使用较多的畜力,从表面看来,这些耕作法似乎呼唤紧密的宗族关系:叔伯弟兄为此而合伙搭套。然而这样的协作,在华北全年的农业周期中只占几天而已。虽然有些小农也与族人搭伙,但许多人并不限于同族而是和朋友或邻居合伙。所以黄宗智表示,单凭犁田时需要的协作,不足以使已婚但不能融洽相处的兄弟聚居而不分家,也不足以成为强固宗族组织的经济基础。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的独特见解还有许多。此书出版后长盛不衰,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华北为样本,解释了中国为何没有走向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当时很多学者花了很大力气在明清工商业资料中找寻雇用关系的证据,希望证明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入侵,“萌芽”终将长成“参天大树”,隐含的前提认识是将资本主义作为普适性现代化道路。
　　然而基于对调查资料的深入研究,黄宗智认定,直到20世纪上半叶,华北地区农村社会是相对稳定、闭塞、分散的,这种贫农经济结构阻碍了农业资本的积累和投资。尽管这一区域人口密度很高,但是由于农业生产方式的高度内卷,劳动力被紧紧拴在了土地上。与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运行逻辑不同,在当时的华北农村,商品化生产不过是解决农业收入不足和家庭劳动力有余的合理手段,而非追逐利润。因此,小农家庭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存在,反而限制了机器大工业的发展。
　　由此可见,黄宗智的研究既不是单一突出人口的重要地位,也并非简单地认为市场化推动了经济发展,同时结合了人口和市场化,得出的结论更加符合历史实际,所以在历史认识广度方面超出当时诸多研究,得以成为经典。